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陆克文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前澳大利亚总理
翻译:李岩
2019年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呢?有可能到三月时，双方会就削减贸易赤字以及中方为此将作出何种进口决定达成一致。届时还有可能就削减关税达成一致，尽管该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会使得日程拖长。分门别类地就关税进行谈判的话，整个过程可能要耗时一年。但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者采取更加激烈的做法，提出主见将把关税削减为零，并要求美国也投桃报李，那么这一进程可能会完成得更迅速些。
托马斯·芬加
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曾经长期任职美国国务院,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
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反映了美国自信的衰退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认为我们从其他国家处获得的待遇应该与我们给予他国公民、公司、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实体的待遇相同，这种态度表明我们是多么强烈地致力于公平性，而不是表明我们畏惧竞争。
范强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特朗普上台后与蔡英文通电话、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将中俄列为战略敌人、中美贸易战肇始等一系列事件让日本见证了美国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政策立场。总体而言，日本赞成美国的某些主张。但是，日本同时也意识到美国在维系自由世界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美国国内对这一体系的不满情绪。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2018年对亚洲来说是经济强劲增长的一年，不过在投资增长范围扩大之际，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贸易平衡出现恶化。我们预计出口放缓将导致2019年亚洲GDP增长下降0.4个百分点至5.8%。全球GDP增速也将放缓，因利率升高将抑制需求。中国可望在2019年上半年进一步宽松政策，以提振需求，而其他亚洲央行应该会停止政策紧缩。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政策操作层面可能都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地适应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应当有新的政策，新的政策应当有新的理论支撑。因为理论创新没有跟上实践的步伐，导致现在没有这种理论支撑，所以我认为政策调整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过去每次遇到内外部重大挑战，我们都很幸运地选择以改革开放应对，而不是选择封闭倒退。1978年前后面对“文革”之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第一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沿海开放特区、放活民营企业、要素市场化等。1998年前后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和国企全面亏损，第二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国企抓大放小、商品房改革、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等。2018年前后，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刘易斯拐点和中美贸易摩擦，内外部形势异常复杂严峻，社会各界对第三轮改革开放满怀期待。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在短期压力涨落之后，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力预计将渐次显现。虽然2019年中国“L”型筑底仍将延续，但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引致的结构性机遇值得提早布局深耕。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主线，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向纵深全面拓展，因此“改革”与“开放”本身也将因时而变。
高敏
管理世界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2019年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基调。从会议内容来看，明年我国经济的主基调是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确保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而做强实体经济、提振市场信心将是2019年经济政策的两条主线。信心就是黄金，目前我国正逢周期性回落阶段，再加上外围形势发生变化，如何提振信心应该作为2019年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1978年12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虽然从一开始我国就把引入市场作为改善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无论是正确认识市场交易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还是把科学的认知落实到改革实践中去，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种种曲折乃至反复。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回顾40年来改革的历程，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推进建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从一个漫长的历史视角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可以看得更清楚。中美贸易摩擦只是中美两个大国竞争的第一步，它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的一个浅层表象，贸易摩擦本身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美国目前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是遏制中国的崛起。这对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
徐艳晴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美国“三公经费”管理体制以立法主导下的多部门协同为基本特色。立法机关的主导作用不仅表现在构建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明确指导理念、行为准则和基础性标准，规范相关主体的权力和责任，而且行使日常监督和特殊事项审批权。主要管理机构包括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联邦总务署、政府问责办公室，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又相互协调，共同履行法律的整合和具体化、日常监管和违规处置等职责。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可以用一个坐标来衡量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成就，这个坐标包括了三方面：物质、心理和制度。物质坐标，是直观的，比较容易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心理坐标，就是指人心，这个坐标比较主观，当然大部分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制度坐标，就是指国家的制度建设。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第三季度，家庭总资产延续下降趋势；工商业资产下跌，减税降负将助力小微企业成长；金融资产持续缩水，股市下跌是主要原因；城镇地区住房投资性购房比例持续上升，一线城市遇冷；居民消费支出增加，服务类消费支出强劲增长；家庭负债风险不容忽视，购房家庭民间负债尤须警惕。
陈龙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减税并不是单方面、单环节的事情，需要综合考虑减税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等引起的系统性问题。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减税确实面临着诸多困难，需要平衡减税与支出、财政赤字的矛盾，毕竟若因减税造成财政难以持续，同样是件危险的事情。但即便如此，也需要加快推出减税的速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存在影响减税效果的“三个效应”。
孙明春
博海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分析表明，经济运行能否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投资增速。如果维持当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可能在2019年出现较大下滑，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宏观决策部门应做好预案，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适时适度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并非只是短期内“稳投资、稳预期”的权宜之计，它也有利于缩小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供需缺口，更有效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改善广大民众的福利。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11月以来多项政策出台纾解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放松宏观审慎监管指标鼓励银行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为民企发债增信担保、缓解股权质押风险等，但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政策效果仍待观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