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伍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刘丽娜
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银保监会创新部资管一处处长
栾楠
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
亢悦
华融证券宏观研究员
明年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点有四个：1、贸易战升级风险；2、房地产投资失速风险；3、地方债风险；4、资本市场风险。化解这四个可能出现的风险，除了要解决风险的短期严峻性外，为了避免重回大水漫灌的老路，长期来看更需要配合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政策，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丹•斯坦伯克
Difference Group创始人
在今天，华盛顿惹争议的制裁和关税上调，加上美联储的利率正常化操作，这些使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面临风险。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对互补性的全球化产生推力。展望未来，美元可能继续衰落和石油人民币的崛起意味着世界经济需要多极的主要储备货币组合，这其中既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大型新兴经济体。
郝铁川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当今中国法治面临的最大时代主题就是研究、规划、实施如何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到2050年不仅建成、而且水平居于世界前列的法治国家等。中国法治面临的四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在经济发展中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个挑战:在政治改革中能否跳出“西化”“分化”陷阱。第三个挑战:在国力强大中能否和平发展和崛起。第四个挑战:在社会转型中能否避免公权力诚信危机。
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双向开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中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除了商品资源买卖，更应在全球配置资产。加大对外投资，与所投资的国家共发展，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也是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措施之一。这需要国家提供更好的金融条件。除畅通融资渠道、完善金融市场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重要的金融条件。
周小川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参与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在此过程中，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作用。开放过程强烈冲击了传统的集中计划型政策体系，并引发国内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增值税改革、出口退税、汇率市场化、开启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等影响深远的改革。
马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中能看到两条非常清晰的主线：一条是市场主体的建设，另一条是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是我们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促进企业创新的最基础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企业从跟随型创新向领先型创新转变，我们还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安排，激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我国采取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主张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渐进双轨制是我国维持经济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在渐进双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市场扭曲和不当干预,也导致腐败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是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要应对的挑战。
石亚军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邱倩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赋予省级以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立足统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境域，着眼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主旨，以优化中央和地方权责体系为关键，以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科学的工作体系为落点，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项改革的基本意涵。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明年经济政策的取向可能在于货币政策谨慎积极，既要保持货币流动性合理充裕，又要适度适效地平衡好去杠杆工作，切实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财政政策在于更加宽松积极，使其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把实施更大限度的减税降费与释放更强的市场主体增长潜能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宏观政策也要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改革政策基本协同，从而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力求实现最大整体效果。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消除行业进入壁垒和地区经贸壁垒，扩大市场容量，增进要素流动；继续减税降费，降低居民和企业负担，鼓励消费和投资；继续积极稳妥去杠杆，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避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尽管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但改革还在路上。这个改革还不仅仅是利率市场化的价格改革，国际收支体系上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展开与金融体制相配套的财政改革，企业管理上的改革，体制、机制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所谓的财政跟银行打架，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如何界定银行和财政的边界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让银行真正发挥金融作用而不是经常被财政所绑架
华生
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东南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
产权得不到保护，无产者无恒心，这是中国社会财富和资本的积累总被打断，经济发展在历史上长期停滞、在近代严重落伍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也迎来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空前强盛的中国。因此，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一级教授
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一场大变革。中国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指导思想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经验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有为，发挥新型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原有国际经济机制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而且是新机制的倡议者和引领者，中国在世界市场开放、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强。
丁可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制造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1990年代起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以及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都在日本掀起了对外投资建厂的高潮。出人意料的是，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没有造成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相反，受益于产业转移，日本制造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归根到底，要避免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才是关键。
沈志华
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今天的中国与战后的苏联具有一些共同点：正在崛起的大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对现存世界“霸主”构成挑战，等等。正因为如此，苏联的历史教训才特别值得中国记取。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中苏之间的不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内部条件而言，中国正在经历体制改革，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就外部条件而言，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国际体系，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就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而言，在现阶段的中国与美国之间，更具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和基础，只要头脑冷静，处置得当，完全有可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进入新的“冷战”。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著有《经济学原理》等
对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奇迹般成长，或许可以从“宏观调控谋稳定、改革突破上台阶”两个视角加以探讨认识。从这个规律性现象观察，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处在改革时代第四轮下行调整期的低谷，也处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长下行调整期的低谷。从“改革突破上台阶”规律看，目前短期经济困难形势客观上蕴含重要现实发展机遇。我们如能在减税降负、农地流转、户口管制、城市化规划、民企待遇等问题上果断推进改革，并与扩大开放政策组合发力，定能推动中国经济迎来新景气和迈上新台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