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陆挺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翻译:张娱
展望2019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先降后升的走势。在抢出口和环保限产放松的推动下， 2019年一季度增长温和放缓，但二季度增速会显著放缓，从而促使政府出台更多宽松政策，进而推动经济增速在下半年出现回升。我们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6.6%放缓至6.0%，四个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6.3%、5.7%、6.0%和6.2%。以信贷投放和基建投资为主的传统刺激政策的空间有限，通过市场化改革为经济松绑才是释放增长潜力的关键。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展望2019年，宏观政策会更加积极。货币政策方面，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意味着货币政策从偏紧到有所松动的转变，预计2019年货币政策的提法仍将是稳健，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是“中性偏松”，降准、降息也在政策工具箱当中。财政政策也会更加积极，减税与基建将成为重点，预计2019年财政赤字率目标会进一步上调至3%，但考虑到11月财政收入下降5.4%，增值税与个税下降较多，说明减税效果已经显现，未来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基建应该更加注重补短板，而非大干快上。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关于扩大内需我的认识，是不太赞成上来先讲“扩大消费”。首先是要有支撑消费的我们的有效投资，而有效投资从空间上来说，我认为还相当可观。北京为代表的一系列的中心区域（不仅是一线城市，要包括中国一百多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无一不要及早考虑赶快建成国际经验已经证明所必需的高水平的网状轨道交通系统、综合管廊。此外，还要考虑农村、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需要继续拓展的事情，又是有很多很多可做之事。这些是有效投资方面一定要抓的事情。
唐永胜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研究员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深刻演变和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构成当前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国际变局的重要风向标。特朗普政府决定历史性地调整对华政策，前所未有地开启了对华竞争与排挤的进程，这是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离，反映出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敌性判断趋向强化。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短期内不可能得出明确结论，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甚至需要做好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紧日子的准备。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型，这在2018年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转型的背景是三种大变化的叠加，具有战略属性：一是国际秩序的大变化，二是美国的大变化，三是中国的大变化。观察中美关系的转型，既要抓住特朗普也要超越特朗普，需要具备历史的视角。
靳东升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秘书长
以四大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制度、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增值税转型和“营改增”改革）为标志，我国对经济领域征税主体框架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我国税制改革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抵御税收风险，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税收制度，有必要尽快启动税制结构调整和对经济领域征税及社会领域征税的全面改革。世界各国的税制改革实践证明，税收必须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断改革和完善。
陈季冰
知名媒体人,《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曾任《东方早报》副主编
大约2500年前，古希腊世界发生过一场决定历史的战争，交战的双方是当时希腊世界中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解释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首次提出了这个注定要触动全世界神经的命题。他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优势受到了挑战，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代表作品有《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
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有以下几个前所未有的特点。首先，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前所未有。其次，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从一个常量成为最大的变量前所未有。第三，西方内部的四分五裂前所未有。第四，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激烈较量前所未有。最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推动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形前所未有。
刘俊霞
西安翻译学院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2018年上半年，美国以违反本国出口管制法为由对中国企业中兴通讯实行严厉制裁。中兴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最终我国投入大量资源换取了中兴通讯的新转机。这揭示我们，企业走出去不仅要管控相应风险，还要熟悉和了解业务国家的管制法，涉外企业必须重视法务部门的建设与效能发挥，建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依赖预警机制，从而实现稳定的经济效益。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莫道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教授
就外交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次严重冲击到中美关系的贸易战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是希望中美关系在竞争中合作、在纷争中形成共识，管控分歧，协调规则，关键在于两国如何定位对方。对中国而言，需要从长远角度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路径和方法。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应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一是外部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二是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三是中国高杠杆现状所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这在短期需要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对冲，尤其是中央财政的积极发力；而在中长期，面对仍然低迷的资本市场，要彻底扭转中国经济的趋势性下行，完成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人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提振市场情绪，增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指导思想的转变：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政治环境的转变：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对外政策的转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不再附属于单位，思想不再简单一致。
杨伟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政策目标，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根本途径就是要靠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需求的政策不一样，扩大需求主要是货币、政策，政府投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改革，包括市场退出，企业制度，鼓励竞争，打破垄断，现在大家开始讲了竞争中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应该是一视同仁，保护知识产权，减少不正当的干预。
沈明高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在新的增长动能形成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展望2019，中国传统增长引擎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房地产投资遭遇价格泡沫风险，制造业产能投资面临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能过剩等压力，基建投资受限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出口增长又面临中美贸易战的逆风。单纯地维稳增长有明显的后遗症，更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在长期不确定性犹存的大背景下，2019年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短期的确定性和交易机会。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财政和地产相关政策亟需调整，以促进广义信贷扩张、进而提振总需求。11月货币信贷数据凸显政策协调有待进一步改善，以有效地提振信贷周期。考虑到企业盈利增速下降会继续抑制贷款需求，当前时点亟需加快政府债券的发行，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亟需尽快调整过紧的地产需求及开发商融资相关政策。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杠杆率过高往往会导致金融危机，危机是通过资产、负债和资本金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的，主动去杠杆可以防止悲剧的发生，被动去杠杆往往就是危机发生的过程了。但去杠杆往往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去杠杆如果掌握不好适当的“度”，去杠杆过急过快也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