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11月以来多项政策出台纾解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放松宏观审慎监管指标鼓励银行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为民企发债增信担保、缓解股权质押风险等，但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政策效果仍待观察。
刘远举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最近，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网络直播重点省级中学课堂实况，是否能改善教育资源不均的现状？条分缕析之后，结论或许出人意料。在讨论扩展到教育资源公平、商业利益、甚至媒体伦理等方面之前，需要聚焦到一个首要的问题，那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观看直播的学生的高考分数。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未来可以预见的最为有效的城市发展模式，就是以核心大城市及其都市圈为带动的城市群发展。现在，城市群的战略已经被提出并实施，但是，对于大都市圈建设却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放眼世界上的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模式，即使中国现在开始启动一线城市周围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也已经落后于日本东京都市圈的规划和建设60年了。如果中国的几个一线城市想引领下一阶段的国家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城市，那么，建设半径至少在50公里且以轨道交通紧密连接的大都市圈已经是时不我待。
熊伟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财税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预算、税收、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其重点领域，分别涉及财政权力的横向配置、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平衡，紧紧抓住了政权建设的“牛鼻子”，其成就如何，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至深且远。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中美两国都面临着跨国挑战，这种挑战如果没有对方合作是无法解决的。即使经济全球化放缓了，环境的全球化也会增加。物理定律是不受政治约束的。而随着边境在毒品、传染病、恐怖主义等一切面前越来越漏洞百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携手应对这些威胁就将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美中关系看成一种“合作竞争”，而不应该是冷战的复活。我们应为艰难的讨价还价做好准备，但美国在国家安全的某些方面需要与中国合作，而不仅是压制中国。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海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当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美贸易争端时，特朗普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干预与介入程度也在不断加深。美国政界和军方已经把对中国南海政策的指责和对南海局势的干涉当成“保留节目”，而且还在不断加大针对南海问题的军事、外交、政治和战略部署。2018年的南海非常不平静，不仅美国军舰持续和高频率进入，而且美国还拉拢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以及日本在该地区炫耀武力，使南海海上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2003年以来的经验表明：缺乏灵活的汇率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放弃汇率维稳政策，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稳定、平衡、协调、可持续增长，而汇率浮动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却可以通过发展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加以锁定。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11月各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发布。数据表现多数不及预期，预示着短期内中国经济表现难改下行态势，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处境将比较艰难。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释放更多信号，加快开放和推动结构性改革仍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这既是缓释外部压力的需要，也是破解当前中国经济乏力困局的根本方法。
付一夫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造就了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进而带来了不同层级的消费状况。事实上，倘若与过去相比，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真实感知到消费升级的客观存在，如果身处“第四消费时代”，却把“第二消费时代”人群的境况当作论据来唱衰当前的居民消费，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观察2019年中国经济前景、宏观调控和重大改革的风向标。在内外经济形势“稳中有变”环境下，国内外投资者都在静待信号的发出。本文以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为基础，结合近期各部门出台的政策或文件，对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一个前瞻性预判。
冯俏彬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1978年以来，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壮美历程。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奋斗，到2017年，我国GDP总值达到82.71万亿元，折合美元约12万亿元，稳稳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在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财政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重大变革的“先行军”“马前卒”，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且自身也随时代大潮变迁而不断演变，逐渐形成了有较强中国特色的财政制度。
强舸
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副教授
2004 年10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减少领导职数”要求，此后2006 年地方党委换届、2011 年地方党委换届先后经历了“减副”（减少副书记职数）和“减常”（减少常委职数，缩小常委会规模）等重大变革，2016 年《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修订颁布和2016 年地方党委换届则标志着明确的整体框架和操作原则正式形成。为什么县级党委常委会规模会经历上述变迁？什么因素和原则决定着县级党委常委会的规模？
李景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学与研究》主编,著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科技革命与大国兴衰》等
中国改革开放历经艰难曲折而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障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
改革开放是时代大势、人民意愿、中国需要、历史经验等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最直接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产生的，是由一大堆难题逼出来的。用现在的语言，就是问题导向。 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在于，它是现实提出的必要要求，是现实问题倒逼的结果。面向未来，要破解新的各种难题，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寻衅滋事罪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补充性罪名，它可以最大效率地实现刑法的惩罚功能。但是，由于其模糊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巨大的冲突，以致不可避免地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同时，兜底罪也导致它与其他具体罪名的体系冲突，无法通过罪刑相当原则的审视。因此，本罪应当如流氓罪一样被继续分解，分解为符合明确性原则的具体罪名。
贾申
京东方集团国际法务部部长
国际舞台上，美国政府一向习惯使用一套复杂的法律规范系统来贯彻其内外政策，争做讲理的“世界警察”。作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方兴未艾的阶段，也应该加快了解和适应美国创立的这一套规则，用好合同管理和合规防御武器，掌握基本的法律避险与合规管理方法，擅于钻研合同条款，专于制度和流程的合规设计，适当引入国际律师团队支持，作为跨国企业，这才是更有力的中美贸易战应对之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