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分析师
“稳就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稳定问题。现阶段中国的就业与经济休戚相关，从产业角度来说要促进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迁移，从企业角度来说要进一步坐实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关键角色，从外贸角度来说要有效缓解中美贸易冲突的巨大冲击。上述举措指向服务业开放，国有企业改革，公平导向的贸易和投资，归根结底还是落在改革上。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改革土地制度，还需要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各级政府不改变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和以上级评价为尺度的激励机制，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长期福祉和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置于首位，土地制度改革也难以得到保障。必须建设规范的土地交易市场，保证交易合法合规，公开透明，杜绝欺诈作弊，杜绝政府任意干预，特别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胡振虎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研究员
G20峰会能发表公报，并达成较多务实成果，意味着峰会的成功和意义，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再次向世界证明，G20机制虽面临巨大挑战，但绝不是“清谈馆”，依然能作为全球最首要论坛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应对全球性公共风险发挥关键作用。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2017年4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政治学的供求关系表现为民众需求（人民和社会需要）和政府效能的关系。在以往的学术框架下，人们习惯于从民众需求出发来分析政治发展，沿着“启蒙运动-民主自由-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政治发展”这样的路径来讨论问题。新的政治发展理论要求从政府效能（政府回应能力）出发来分析政治发展，补充分析的思路是“政府回应-制度供给-政府创新=政治发展”。后一种思路更加说明，中国40年的发展实则是中国治理改革创新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博士,历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如果说人类社会还将有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的话,那将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而是规制数字帝国的法治革命。面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及由信息技术引发的风险社会,必须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开发运用置于法治的规制之中,使之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将其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发挥到极限,而将其对人类有害的另一面及时拦截于外。
张建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挑起了包括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战和汽车关税战及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势无法扭转，由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尽管对特朗普的政治杀伤力有限，但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成本。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严重受损，为了规避高关税壁垒，制造业可能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将损失大量就业岗位。
姚尚建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理论研究所所长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城乡分离的壁垒一度消解，但是市管理县体制重新筑起了制度之墙，从而使农村的发展依附于城市发展。在城市蔓延的土地约束和人口膨胀导致的治理压力下，一些中小城市陆续放开户籍等限制，但是在一些特大城市，那些附着更多权利的城市身份仍然拥有捍卫城市壁垒的可能性。这些正是城市化推进的困难所在，但是在如果城市体制意味着对于乡村的持续性剥夺，那么这种剥夺之后的持续高涨的权利主张和社会运动则可能最终瓦解刚性的城市体制。
伍戈
CF40成员,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高莉
华融证券宏观研究员
王彩妮
华融证券实习研究员
随着近期经济下行压力凸显，积极财政更加积极已成为各界共识。尽管如此，明年财政政策究竟会有多积极？预算赤字率会突破3%吗？减税力度会有多大？基建资金缺口如何弥补？这些都关乎明年宏观经济大势的研判。过去20多年我国预算赤字率未有破3%的先例，即便是国际金融危机、PPI持续通缩等困难时期也无例外。养老金缺口掣肘赤字率抬升，若未来还降低社保费率，将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预计明年预算赤字率有所提升，但难以突破3%。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201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到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不仅难以在短期中撑起宏观经济的基石，同时还面临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问题，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连平
CF40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演绎过程中，预期在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实可以证明，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采取强硬政策和开出高昂要价的重要推动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改变美国政要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关键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重点在于改革开放和需求扩大两个方面。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
习特会达成“停火”共识，成为中美贸易战的转折点。然而，之后的谈判时间紧迫、内容复杂、挑战巨大。90天的时间窗口不可错失，谈判结果将决定中美贸易战的最终结局。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广泛协定，双方和世界经济都将从中受益，其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将堪比当年“入世”。一旦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后续关税措施加码，中国经济将面对持续的下行压力，明年可能面临“保6”的挑战，美国经济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
人性的弱点，决定了人性是变量；制度的“四性”（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决定了制度是个常量。如果只重视人性变量，如同打仗、只重战术。然而，再好的战术，都必然会被重战略的所打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与人性的变量相比，“还是制度靠得住”。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以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为基础，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目标，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为方向。通过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逐步建立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制度体系，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恰逢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40年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巨大成就的组成部分，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70年来，人民银行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引领推动不同时期的金融发展、改革、开放，不断开创金融事业新局面，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刘红岩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博士后、副教授
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不仅要遵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更要以农业生产特性为逻辑出发点和终点。要在确定某问题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前提下，在需求调研和预评估的基础上设计政策方案；着眼于政策目标和公共目标的实现以确定政策执行方式，同时辅以执行监督，确保政策执行行为的规范；以长期性、结果型评估指标为考核标准，引入多元主体和多元方式评估，形成评估的纠偏和提升机制。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无论如何，政府应当是秩序的来源，而不是危机和无序的来源。政府就是“法律与秩序”的代名词。政府用法律规定不同主体和不同领域之间的边界，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秩序。如果政府本身深入各个主体、各个领域，就很难出现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法律和秩序”。最终的结局，必然造成无序。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