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刘立品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助理
本文重点分析了贸易摩擦对美国自华进口及中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但这并非证实了美方关于“贸易战容易赢”的判断。相反，双方的统计均显示，贸易摩擦没有达成美国改善对华贸易失衡的初衷。特别是随着两批关税措施落地，美方统计的对华出口在8、9月份分别同比减少14.2%和10.3%，而中方统计的8～10月份对美出口分别增长13.2%、14.0%和13.2%。9月份以来，美国一些经济指标出现掉头向下或者不及预期的情况，并触发了近期美股的调整。
江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孙鲲鹏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城市行政级别会影响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步淡化城市的行政级别。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为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而平衡发展的关键就是减少行政资源对先发地区的“偏袒”，增加对后发地区的支持。另外，要限制城市规模，可以从弱化城市级别入手，也要妥善处理行政级别和市场体系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关系。
黄文政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无论人口还是城市面积，北京规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自然资源匮乏不能成为北京人口控制的理由。北京公共资源不足是由于规划失误管理不当，其根源就是人口控制思想。严控北京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政策，只是计划生育思想下的一念之差，但是实行后果是伤害无数家庭，也危害北京特大城市本身来自国家的整体发展。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人口跟着资源走，而资源跟着权力走，因此要放开人口流动限制，鼓励城市之间公平竞争，首先应该是减少城市之间的行政等级差异以及相伴随的各类特惠政策。在城市等级差异没有消除，城市之间先天起点不公平的前提下，完全放开人口控制，实际上是保护了大城市的既得利益，而损害了中小城市的利益。
周民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重视推进工业化时，进入21世纪后，发达国家也重新认识工业化的好处，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政策方向——“再工业化”。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必须更好地推进工业化来参与全球竞争，提高本国在全球的竞争地位。攻占全球“制造业高地”，成为国际竞争的普遍趋势。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原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为什么我们要从经济学总结？因为世界格局在变化。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的统治力相对下降，美国之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相对参与度和影响力在上升。我们要讲清楚自己的实践，讲清楚自己的理论。
程美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张宇燕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经常账户内部货物贸易顺差继续下降以及服务贸易逆差继续上升、人口老龄化以及高杠杆导致国内储蓄投资缺口收窄甚至倒挂，中国的经常账户可能呈现出短期顺逆差交替、中期转为持续逆差的格局；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资本管制程度的下降，中国的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可能呈现出余额变动不居的特点；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常账户余额最终由正转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藏汇于民格局的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中期内有望逐渐下降。
张思平
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
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个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且反复出现，越来越严重，不完全是银行本身认识问题，更不是个业务和技术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甚至制度的原因造成的。从长期来看，从治本的角度来看，要真正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根本上还是要靠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上、体制上、机制上，真正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问题。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减税降费如何落到实处？从政策层面呼吁到真正付诸实践，其间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就是拿出既切实可行，又管用见效的行动方案。这样一个行动方案，当然要建立在精准而专业的分析基础上。为此，如下五个方面的拷问是绕不开、躲不过的：第一，为什么减税降费？第二，给谁减税降费？第三，减降什么样的税费？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
闻效仪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2017年中国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2016年增加1000万人，比2015年增加2000万人。短短两年期间吸引2000万人就业于共享经济，让很多人对共享经济“高看一眼”的同时，也对其高速发展带来的风险失去应有的谨慎态度。我们要对共享经济平台上7000万灵活就业人群与日俱增的社会风险进行关注，这不仅包括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工伤、患病、养老的风险，也包括他们在收入降低、缺乏保障，失业演变成为社会弱势人群的风险。
周民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工业革命是由技术变革引起的新产品新模式出现，而工业化是工业产出上升和工业就业提升的结果，把工业革命成果产业化实现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世界各国还进行了大量制度变革，以提升工业发展效率。这些重大制度变革有些发生在政府层面，有些发生在行业层面，有些则发生在企业层面。
陈健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环境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我国的环境治理在曲折中不断前行。从治污减排的进程来看，我国总体上重复了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并且在40年的末期跨越了“环境拐点”。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组织体系、政策体系、监管方式、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环境治理体系正处在不断完善中。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005年的宏观税负水平26.43%，其后每年负担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了36.22%。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平衡宏观税负率降低到了33.4%，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率只有17.0%，体制转型国家的税负率为29.1%，所有国家平均税率为21.8%。中国2017年宏观税负水平，分别比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和平均水平高出19.2和7.1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代表著作有《新经济与企业裂变》《资本经营论纲》《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现代产权制度辨析》等
汪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从资产泡沫、外汇市场、债务问题、金融乱象和宏观政策波动五个方面剖析了中国金融风险的内涵与来源，并提出抑制资产泡沫、稳住外汇、稳住债务、治理金融乱象以及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建议和具体措施。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并根据现实经济波动，适时调整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从而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