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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与贾康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公共经济》、《资金市场》、《财政与发展》、《服务经济学》等

加力提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加力是指再度提升减税增支强度。提效是指找准政策发力点并管好、用好资金。两者的互补性是化解高强度减税增支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体现的是新时代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下实施逆经济周期调节。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尽管已经是中等收入人群,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自我评价往往低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获得感要低于实际所得。如果说扶贫让低收入人群有了获得感,那么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获得感,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乡里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基本制度。王朝国家通过乡里制度,控制、调整乡村民户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强化对乡村民户的人身与经济控制,强制性地征发赋役,最大程度地满足王朝国家的各种需要。邻、里、乡构成中国古代乡里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所以,立足于村落,编排户口,征发赋役,乃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乡里制度的实质。

赵大全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

在我国,重大疾病呈现“三高一低”的趋势:发病率越来越高;治疗费用越来越高;治愈率越来越高;发病有低龄化趋势。随着全民医保时代的到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有所缓解。但是也要看到,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实现大病医保全覆盖,这对大病患者及其家庭无疑是一大福音。可以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扩展和延伸,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探索。

王泽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通过建立PPP项目绩效管理制度框架体系,将有效解决“绩效目标缺失、目标设置不规范、不清晰;PPP项目涉及的部门、单位绩效运行跟踪职责和内容不明确;PPP项目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库尚未建立;绩效指标缺乏可比性、部分PPP项目绩效评价流于形式;评价结果没有真正意义与政府支出责任挂钩;PPP项目绩效结果对应的奖惩、问责机制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为加快PPP项目实施进度、确保PPP模式规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的自满一直是种危险,但缺乏自信和夸大恐惧同样危险,它会导致反应过度。美国握着一手好牌,而歇斯底里会让美国无法聪明地出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盟友和国际机构这张好牌被放弃了。一些人称赞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说它是迈出遏制中国掠夺性行为的大胆第一步,但他们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盟友也会被加征关税。展望未来40年,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顺势而变。我们将展开与中国的“合作竞争”,此提法的哪一个方面都不应该被忽视。

王卉彤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第一个痛点和难点是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阻碍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其他痛点和难点还包括“三农”信用体系和农村资产市场建设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低收益”;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的金融周期拐点已经发生,刚开始向下调整,信用紧缩、房地产降温必然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下行压力。现在市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2019年的中国经济是2季度还是3季度见底?一般来讲,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痛苦调整要持续几年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会直线下行,这中间有短周期的波动,也就是说,即使在技术上在2019年的某个季度增长触底,然后有所回升,这个回升的幅度可能是有限的。

沈晓杰

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未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在没有农民收入的现代化情况下,能实现全民的财富现代化。中国的任何现代化进程,绕不开乡村的现代化。再进一步推论,人们就更不难发现,如果中国把今后现代化可持续高速发展中心,立足于广袤的中国乡村,中国“再造又一个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两步走的宏伟战略,何愁没有足够宏大的市场空间来支撑。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经济观察报首席经济学家

过往的历史表明,中国只要不出现两种情况,总能渡过短期困难。第一种是强外力的摧毁,强外力的摧毁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贸易摩擦再激烈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种是重大的宏观政策失误,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政策失误,类似阿根廷在50年代出现的重大方向性失误,类似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当总统时出现的方向性错误。这个时代,需要大家勠力同心,需要有人讲真话,需要平衡好短期和长期,需要对症下药。当然,有时候也需要点儿运气。

孟祥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王啸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郝雨凡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

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腐败问题和中国的反腐败治理始终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前者是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的现实状况,而后者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实现国家治理的方向上进行的多方努力。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中,中国腐败问题的现象和特征,寻找更深层次的、制度性的根源,对于我们进行恰当、有效及合理的反腐败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饶毅

北京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主编

基因编辑人类体细胞与基因编辑生殖细胞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细胞编辑只影响个人而不带来新的伦理问题;而生殖细胞经过受精、胚胎发育、出生、长大成人结婚后将与其他人产生后代,会遗传给他人,编辑的后果将扩散,进而影响人类社会。体细胞的基因编辑可能治疗人类很多疾病,它与现有框架已接受的基因治疗类似,可按现有法律法规和监管办法,在个体安全性、作用有效性和方法稳定性确定后使用,但针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则超出现有伦理框架,它的特征是医学必要性低、技术可控性低、群体危害性高。

葛腾飞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一般是指美苏之间以核力量为主的战略力量关系上的稳定,这是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还是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美国一直奉行实力地位的政策,缺乏与苏联在政治层面就建立战略稳定达成妥协的意愿,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

汉娜·菲尔德舒

2018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2019年的挑战也不可能减少。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乃至核心利益,在多边机构中也有所反映。WTO等现有多边机构的作用,成为表达对全球秩序和国际关系不同看法的替代品。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中国市场上世纪90年代起步从无到有是一个新生的、“转轨+转型”的一种市场,许多成熟的基础性制度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确立或者刚刚起步。在这个意义上,证监会和有关方面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极其具有战略性,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会起重要的作用。从我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目前跟基础性制度有关的、还在建立的有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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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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