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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伴随互联网与产业融合的不断加深,平台的类型越来越丰富、与产业融合的范围越来越广,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形态。现有平台企业已经与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份额、客户、数据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它们还在凭借这些优势,通过组建实业风险资本,投资新的企业、孵化新的模式。有学者担忧,平台经济的这种“赢家通吃”以及投资并购优势,是否会演变为“通吃赢家”并长期维持垄断。

田传浩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教授

本次《土地管理法》修改的一大进步,是赋予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赋予农民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让农民也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不动产财产权,本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之所以认为这个草案在赋予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方面是一大进步,是因为既有的征地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副主任

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统计局陆续公布经济数据以来,各方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比较一致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也都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并没有大幅偏离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形势并未恶化。当前的分歧更多集中在机理分析层面,即本次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孔庆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院院长,英文国际期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主编,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为发挥中国在国际贸易秩序重构中的建设性作用,在国际贸易规则建设中注入“中国元素”,中国应尽早研判并评估国际贸易秩序的演变情形,一方面多方并举捍卫世贸组织的权威,发展完善世贸组织体制并维护自身系统性利益,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世贸组织未来发展的任何一种情形,都有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应做好相关准备和预案,以防不测。

赵建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导

2018年中国的生态主义思潮,呈现出一种对自然人文价值重塑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即认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和这种价值对人类的重要作用;二是美丽乡村和公园城市的建设均表现出向人文价值的复归,两者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加融合;三是以建设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为前提,面向全球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受访者: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口经济学家

采访者:张恒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随着未来20年中国创新力的提升,这一比例在2040年将达到峰值30%。但是2060年,随着人口规模和质量下降,这一比例将降至20%,也就是倒退30%。如果要改变未来20年后创新力下降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在当下调整政策,并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

方明

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如果说城市的规划注重管控的话,乡村的规划更加注重如何实用,注重如何引导建设,有用是乡村规划的核心!自古以来村庄的规划建设都是村民自己来完成的,村民并不笨,建设自己的家园谁也不傻。反倒是自己来编制村庄规划,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更加会遵守自己编制的规划,更加有责任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它的意义已经远大于技术方面的意义。

廖群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绝大部分的进城农民工及他们的后代是会继续在城市生活下去的。既然如此,他们的差别待遇就必须消除,这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环节。只要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一启动,内地的内需与经济将出现一个新且闪光的增长点;只要此进程能够得到切实推进,内地的内需进而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将得到一个新的保障。是时候真正地启动这一进程了。

杨文静

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

未来美对华会进入一种长期“弱对抗”状态,双方会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加大全方位的博弈与竞争,但不会走向全面冷战与遏制。所谓敌人是“相互建构出来的”,在中美之间仍有中间余地与弹性的存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度国家”仍希望通过竞争促使中国“改变”,成为美国主导体系的“合理合法的一员”而非决然对立。由此,中国仍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要“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通过新指标体系和新统计体系刻画经济发展轨迹,通过新政策体系和新标准体系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新绩效评价体系和新政绩考核体系鞭策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句话,要通过这六大体系建立起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航标灯”,为人们更好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质量提供“灯塔”,而这也是“提振市场信心”和“稳预期”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吴晓灵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引导资金有效投资股市的制度保障,解决之道是完善制度。要稳步试点注册制,统筹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疏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合法渠道,才是当务之急。让央行直接购买股票、指数基金和企业债券目前既无必要也会贻误必要的改革。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加大,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财政主导的话题在近期重新浮出水面,给人民银行带来压力。为了不再回到财政主导的状态,人民银行将在货币宽松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有可能采取量化宽松这样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手段。

苏剑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国内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难以大幅扩张;另一方面,没有产品创新,外贸摩擦存在愈演愈烈的可能,外需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两驾都在下滑。可见,要想“稳增长”,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扩大消费。虽然培育国内市场、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之策,但结合我国所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来看,当前在“扩大消费,培育国内市场”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尤其是体现在供求结构失衡、社保征缴方式调整等几方面。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南亚国际关系

十八大以来的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进程,这既是双方战略基础削弱所致,也是两国内政分别变化的结果。洞朗对峙过后,中印关系在2018年实现了“再出发”。在此过程中,反思中国的对印外交,既要对两国关系保持合理适度的预期,也要从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在经济上争取深度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进程,在两国分歧问题上继续搁置争议,落实深化分歧的管控机制。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发生了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传统经济增长源泉不再能够支撑以往那个量级的增速,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发展,虽然是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但将处于逐渐下降的趋势。在新的发展阶段创业、创新以及调控增长,现实中的企业和政策决策者,应该改变关于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

张蕴岭

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首要的是凝聚共识。在东北亚、东亚,近代以来一直是日本一家独大,如今,中国成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日本对此感到担心,加上日美同盟的因素,日本对如何与“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相处似乎感到困惑。从中国的角度,如何看待日本和与一个过去曾加害过自己的国家发展关系,也存在不少纠结。以往,曾担心日本会“再军国主义化”,如今这样的担心少了,但对一个与美国为伍、执意与中国相争的日本,总是感到不舒服。为此,如何在面向未来的视野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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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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