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赵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中美经济竞争特别是技术竞争的全面加剧，美国很有可能将投资壁垒与关税壁垒、出口管制甚至是金融制裁进行议题联系，从而增加对华经济博弈的筹码。一方面，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逐步接受赴美投资环境恶化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苦练内功，严于律己，始终坚持合规经营，同时提升自身的独立研发能力，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竞争压力。
袁惊柱
助理研究员,农业经济学博士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不能实现企业去行政化管理，则不能保障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相当一部分“混改”后的企业的决策与经营行为没有根本性改变，主要原因是法律和政策体系的缺失。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改变了国有独资的股权结构，但是仍然在国有股权比例上存在一些问题，国有绝对控股、国有相对控股、国有参股的功能和管理方式没有得到进一步明确，存在同股不同权问题。
李锦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有企业中有一支特殊的公司，这便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这类企业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其自身生存成为近年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随着政府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主体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为这些依附于政府的上万个企业化解风险加快市场化转型，是当前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内容。
秦勇
太平洋集团资产管理部高级宏观分析师
当下一方面美国可能也越来越意识到贸易逆差虽然与中国的结构调整息息相关，但结构调整又决定于中国是否真正加强和维护市场机制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思路，迫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经济正在产生负面影响，仍然可能会先达成一个框架；另一方面，美国也明白如果看不到中国市场机制的建立，理清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协议对改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境况可能作用甚微。而企业层面的摩擦又很难时常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这场中美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在未来很长时间时时牵动市场的心。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过去两周，中美双方持续进行贸易谈判和磋商，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似乎正在提高。虽然下次“习特会”的时间和地点尚未商定，但近两周的会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了原则共识，为将来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我们认为双方可能会在3月或4月的“习特会”上达成初步贸易协议。双方在3月1日之后会继续谈判、关税不会上调或进一步推迟上调。同时，今年达成更广泛的框架性贸易协议、逐步降低或取消此前加征关税的可能性有所上升。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区域经济的分化也愈加明显。近日，全国31个省份均公布了2018年各自的GDP总量及增速，引发大家对区域经济发展前景的热议。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增长步入到结构调整阶段，资金流、人口流、货物流和信息流通过市场的力量会不断集聚到某些区域，从而让这些区域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重心会落在哪些区域上呢？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邓郁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邵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一个好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素：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化房地产市场体系和保障能力；在实现“住有所居”基础上，全面改善住房条件，提升居住品质；实现经济、社会和住房市场协调发展；全面提升防范房地产领域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顾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有《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
走向互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新方向。在互动式治理中，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通过频密、制度化的互动，对于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公共事务，形成共同的目标、凝聚共享的价值观、建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制度，从而达成良好的治理。互动式治理的兴起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其特征是高度重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互动式治理的兴起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新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很大成功，尤其深圳的成功最为耀眼。这些成功虽然得益于政府政策，但毕竟不是政府直接实现的。无论是深圳、广州，还是广东其他地方，都是以市场为主体，让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中不断摸索，才最终成功的。既然是以市场为主体，企业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但这种竞争在绝大多数时候正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但政府间不要竞争。政府竞争常仰仗行政手段，大多引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因为花纳税人的钱，容易诱发短期行为。
王付东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目前评判朝核形势的观点多数是围绕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等结构性角度展开。在结构性环境并无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似乎看不到朝核问题有积极进展的理由。然而，这种视角忽略了朝核问题的最主要当事者——朝鲜自身因素的作用。除了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新变化这一外在因素外，朝鲜自身因素是推动朝核问题出现重大转变（并且很可能是战略性转变）的重要原因。
杨小海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分析师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PPP的政策在过去几年经历了“鼓励—叫停—重启”三阶段过“过山车式”的变化，很多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也因此经历了明显的债务膨胀周期。由于PPP在操作过程中被严重异化，并没有实现之前政府“移杠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为了不让PPP异化的悲剧重演，各级政府机关、民营企业和第三方机构都需要反思过往，吸取经验教训。可以从PPP项目减量增质、构建适用于中长期项目的预算制度和从国家层面加强立法等三个维度入手，促使PPP模式长期健康的发展。
陈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乡村振兴是全局性概念，全面振兴并不是要求每个村都振兴。比如，产业兴旺绝不意味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而主要是提升中国农业的质量效益竞争力；生态宜居不仅要求村庄美丽、庭院清洁，更重要的是在大尺度上的城乡布局更加合理。其次，人才振兴并不意味着让各类人群都回到乡村，关键是把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识别出来。城镇化过程中必然要有一部分村庄消失，这本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大可不必为之伤感。
徐祥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四十年的基本取向是构建商业性金融机构。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教条甚至是迷信，应当破除。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脱离了为农服务宗旨，没有建立起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制机制。而合作金融完全符合乡村振兴的政治方向，要把成本高、风险大的商业金融改革思路转变过来。
丁俊发
中国流通G30成员、商务部特聘内贸流通专家
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但是，对当前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能过于乐观。根据国际经验，各国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都不会降至70%以下。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福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步奠定了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治理的基础。在体现增长共享的基础上，深化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需要突出治理理念，科学理解“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改革前提，区分分权模式下项目划分和要素划分的逻辑差异，在以要素法划分保障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着力强化央地权责内洽改革，调动两个积极性，各负其责， 推进政府间财政治理关系的深化。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有三种类型的减税： 一是扩内需的减税，二是降成本的减税，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当前的形势，不能仅仅满足于扩内需和降成本的减税。现在应当转到引导预期的减税，然而引导预期的减税操作上更为复杂。因为跟预期有关的是预期利润，只有对预期利润产生影响才能真正的引导预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