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时至今日，“法治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拥有十四亿人口的这个巨型社会的基本共识。但是，显而易见，人们对法治概念本身仍然还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得不承认，如何在权力、规范、具体机制等层面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系统工程。与此同时，全世界也正面临数百年一次的结构性转型，探索政治经济的新体制以及法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梳理正在面对的问题群，比较不同的主张和举措，防止政治的或者文化的保守主义回潮甚至过激化，从现实的断层和隙缝里发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契机。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成员
2018年，中国的经济外交遭遇了异常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冲击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遭遇重大挫折，全球多边贸易机制面临崩溃，中美贸易战也全面打响；另一方面，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在多个国家遭遇风险，不少项目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多个层次通过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活动，同时不断进行调试，以审慎和灵活的态度来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
贺雪峰
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当前乃至未来2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重点不是规范化，而是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野蛮成长。当前的社会科学时代是野蛮成长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的时代，是出大师的时代，是建立学派的时代。目前社会科学界对此缺少认识，多是工程师心态，甚至技术员心态。再过20年，中国会有在百家争鸣基础上形成的若干对中国实践具有解释力的社会学学派崛起。
刘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半场，即高速增长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场，即中国特色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高度相关。新的网络空间可以把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映射出来，为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应用创造了条件，为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
杨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家安全研究室副主任
对于国际政治新形势新变化， 各国智库和研究机构均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 追踪和掌握国际高水平智库在相关议题上的最新研究动态， 了解其他国家战略界的认识视角和应对思路， 有助于我们从多方位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 更有效地提出自己的对策主张。
董登新
教授,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美国证券市场及养老金投资
现行A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IPO标准均属于“工业版标准”，它设置了高门槛的盈利标准和净资产标准，过于看重企业过去的盈利水平，忽视创新企业的“轻资产”、“高成长”特质，无法适应新经济时代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要求，因此，为了提高A股市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推出了全新的科创板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注册制。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太空合作能够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两国民众带来现实好处。太空探索能够带动一系列的太空产业，包括太空工业、太空农业、太空资源利用、太空能源、太空旅游等等。上述产业能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推进工业技术的进步，解决气候变化、能源枯竭等一些全球性难题。太空产业带来的新产品、新服务能够改善民众的生活，给两国带来社会更加进步的精神。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是可观、可用、可贵的，但是要释放中国这个潜力空间，一定要和改革创新呼应、配合在一起。策动改革这方面，显然对政府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政府首先得思想解放，如要按照因循守旧的套路，无法想象这种开拓和创新。思想解放，观念创新中间，政府还得放低身段真的做职能转变，自我革命。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纵使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也应分层次来看，将多重问题混为一谈，不仅无助于明晰谈判边界，更容易直接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使得本已经处于“非常态”之下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加大贸易战升级的风险。相反，考虑到经贸关系具有双赢或者双输的属性，是两国关系中最容易破局、取得共识的部分。在谈判中就经贸谈经贸，有助于搁置分歧，取得阶段性成果，避免贸易战升级以及其他领域的急转直下。
张跃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以“宝万之争”为代表的资方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事件、某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清仓式减持”、以利益输送为目的的并购重组、乐视网、獐子岛、长生生物等上市公司不当经营危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持续冲击和侵蚀股市稳定发展的基础，表明我国股市内在矛盾正在特定条件下不断激化。去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因素诱发，股市再次出现较大波动，成交量大幅萎缩。股市本轮震荡不仅仅是实体经济波动的反应，根本原因是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仍然不牢。结构性、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的宽松举措不断，这也让市场开始不断评估未来的宽松力度和宽松举措。伴随着经济指标的不断恶化，关于货币政策宽松的憧憬也在升温。但笔者认为，从近期货币政策的具体举措（尤其是TMLF和CBS的操作）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新的取向：中国央行开始认真考虑跃过传统的银行负债端（即基础货币）操作，而开始更多考虑对银行的资产端进行定向支持，如果这样的支持见效，信用宽松将成为本轮货币政策宽松的最显著特征。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在一个曾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奇迹之关键之一，就在于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的体制机制；这也正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40年的最大贡献。
卢为民
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唐扬辉
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土地使用制度是行政划拨的供地制度，其典型特征是“无偿、无限期、无流动”。这种以行政划拨为主的供地制度，存在着供需错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为此，从1979年开始，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开启了土地供应制度从无偿向有偿的转变。未来我国土地交易类型将更丰富，市场更活跃，监管更有效。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这个调整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前面开展对华政策，三个基本点就包括脱钩、限制和施压。只要中国保持好国内良好发展的信心以及外交上吸取过去40年的经验，今后我们能够跟美国建立一个更加完整和平衡、兼顾竞争和合作的关系。
王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党建教研部主任
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贤能政治，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贤能政治，也和西方语境中的贤能政治相区别。它是要作为民主政治的替代性选择，自立为一种与民主政治比肩的政治模式。但贤能政治在实践上既无法离开民主政治单独存在，也难以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更无法取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则由于混淆了国家意志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执行功能而陷入困顿。
高利民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贸易摩擦的时代，国内的消费尤显重要。但这条路径走起来并不容易，既要保证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又要保证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拉动消费，这要求顺应人口迁移的趋势，充分挖掘存量劳动力的潜力，这要求充分的供应人口流入城市的建设用地供应，避免资本过早替代劳动力，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更多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提高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消费才能延续过去二十年来的持续增长。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