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邓曦泽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现代化道路上，在理论上，因为亚洲缺乏原创的思考，所以被遮蔽而呈现为缺乏思考。在实践上，老师与学生一起竞赛，老师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成绩最优者，美、欧位列第一第二，亚洲第三。这意味着，在国际上，一种思考和声音只要不被美欧关注和传播，就注定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思考和声音。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浑融于国家权力体系，既有自发秩序的性质特征，又是国家权威秩序的功能实现部分，由此型构出权力支配关系上的官治与民治互嵌式社会治理形态和社会秩序图式，并且这种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延续下来，并被熔铸到新的变化的社会结构型态当中。因此，要在历史与现在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上，来解释当前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结构和体系意义，并且要在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发展上，来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的现代建构。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主任
屠新泉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如果CPTPP能够成功，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机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一带一路”的有力抓手。CPTPP谈了十几年，现在所有版本都弄好了，团队、机制都整理好了，现在中国加入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从商业角度来讲也很划算。我们不应只看到中国加入后对中国的限制，而忽视加入后会收获的益处。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
执笔:刘春霞
人民智库研究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城市的增速发展必然伴随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如何从城市的数量型、速度型扩张，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作为经济要素集聚的主要空间，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政治建设领域全面发力，有效治理城市病。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在整体上更有效率，社会更具平等性，生态环境得到更大改善。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使我们制定出实现这个目标的某种文本，更加贴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2018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就是这样一个文本。但在具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中，由于体制惯性和认识定势，再加上当下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很有可能发生导向性的错误。事实上，这种错误已初见端倪，需要高度关注。
刘伟
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岗位教授,研究领域为:人机融合智能、认知工程、用户体验、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分析哲学、未来态势感知模式与行为分析/预测技术等多方面等
尽管人机融合智能的发展尚在初级阶段，但其概念中所传递出来的思考为人工智能注入了活力。人机融合智能在一些实际场景中取得了初步成果，未来还会在医疗、军事、机械等更多领域继续取得进步。人机融合智能是主客观的结合，是灵活的意向性与精确地形式化的结合。人机融合智能将会是接下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法团主义》《利益组织化单位》《基层政权》《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
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践证明，渐进转型的巨大动力和稳定性来自于调动传统资源、整合社会力量、运用非正式规则，而主要不是等待正式制度的主动变革。是社会实践以灵活的方式绕过障碍，使正式制度既保持了延续，又不得不作出适应性改变，或者使之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丧失效力。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演进，而是依靠历史路径——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它们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大规模地互换或共享资源，促使社会矛盾分隔存在，零散解决，宏观上降低了各种冲突的广泛长期聚集。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常娜
联讯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从理论上讲，任何经济体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都要开始脱离传统的举债发展路径，转向以创新+科技驱动的新模式。现在的科创板是一个开端，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铺开，届时信用周期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逐渐淡化，信用周期框架可能又要迎来新的变化。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既能帮助中国拓展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空间，也有助于帮助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争取实现“合作共赢”。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各种疑虑，这些疑问大多缺乏事实依据，但也反映出我们在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中过多地突出“中国故事”，淡化了“合作共赢”的本义。需要认识到：“中国故事”主要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重视政治敏感性，项目选择与执行要淡化政治因素的作用，实实在在地造福当地民众；政府的功能主要应该是协助而不是主导。
受访者: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张弘
2019年的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一季度政府的资金强刺激能否起到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不能理顺，让血液从心脏喷出来之后能不能达到毛细血管。二是要注意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尤其是华尔街的影响很大，中美双方在2019年3月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加上恰逢美国大选，下半年选战真正开始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拿中国来说事，贸易战可能会硝烟再起。在这两大因素里，前者我们能控制，后者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往的农村反贫困主要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开发模式，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则是顺应新时代农村扶贫的新要求。精准扶贫要发挥持续反贫困的功能，就需要具备一套长效机制。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是针对那种将精准扶贫“狭义化”“短期行为化”而采取的策略，其实质上就是系统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扶贫资源的多元筹集机制、扶贫资源的高效传送机制和扶贫行动的精准实施机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总体来看，各地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局良好，取得初步成效，但乡村振兴仍处于起步阶段，距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距离广大群众的期望仍有一定差距，进一步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最大短板，乡村要素投入和部门协调推进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仍需提升， 农村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有待加强， 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任重道远。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未来颇不确定，与先前40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肯定危险得多。中美两国的智识和政治能力都确实有限，而普天之下每一代人的记忆一向相对短暂。中美两国距离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依然甚远，但与过去40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绝非远在天边。相关的“底线思维”或最坏情况设想不可或缺，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和审慎将有助于避免最坏情况的进一步趋近或出现。
道格•班多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情报部门负责人金英哲访问华盛顿，确认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于下月举行第二次峰会。金正恩同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有过三次会面，他们不久有望在首尔举行另一次会晤。不管怎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领先，他见过金正恩四次。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安倍晋三正在等待他们的第一次会晤。这些数字很重要。
谢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在国家治理的已有模式中，行政能力和公众参与尤其受到学者和政府的重视。但是，行政治理与公众参与在运作过程中都存在显著的弱点，而法治国家的建设则能够有效克服行政治理和公众参与的内在缺陷，为善治的实现提供条件和保障。鉴于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当前加强法治中国的建设，应强化党对司法系统的政治领导，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改革以及诉讼受理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