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对一个政府而言，往往把GDP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中国现在强调不能唯GDP论，可考虑修订后的GDP或含有GDP又比GDP更综合的目标函数。总体而言，经济主体就是要追求某种最大化。如果用数学规划来考虑这些问题，会有很多优势，有些问题能看得更透彻，并可以从更精确的角度来分析。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为进一步彰显地方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决心，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市政债的健康发展已势在必行。目前我国虽然尚未专设绿色地方债，但已发行过多期投向绿色产业的项目收益债，说明绿色市政债的投资回报逐渐被市场认可。因此当前有必要借鉴美国经验，适时推出绿色市政债的专门品种。
徐忠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随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经济信息系统架构的争论有了新的内涵，但激励相容仍然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既包括奖励等激励措施，体现于目标函数；也包括惩罚等约束措施，体现于约束条件。实践中往往需要激励和约束“双管齐下”。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与贾康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公共经济》、《资金市场》、《财政与发展》、《服务经济学》等
回看我国2018年的高强度减税增支，共生的是6.6%的经济增长率和8.3%的税收增长率。这说明高强度减税增支不仅没有恶化财政运行，反而起到了助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分析，我国的高强度减税增支具有强烈的结构调整效应，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顺应人民对公平的追求，满足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品质提升的需要，最终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苏培科
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科创板+注册制”应该建立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既然要按照市场化的选择机制甄选上市标的，就要适当允许市场犯错和试错，一旦发现上市公司违规造假就立即停牌退市，并且严惩造假者和“帮凶”（中介机构），给他们罚以重金，以补偿受害者的利益。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证监会对世通、安然事件的处理方法，除了让上市公司大股东倾家荡产来赔偿投资者之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中国在其漫长的文明史中发展出了另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西方的自由市场以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为前提，资本的增殖往往造成对社会的破坏，也难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而中国自古以来都由国家来承担经济管理的责任，经济从来都是国家整体治理的一个部分。在保持民间市场活跃的条件下，这种国家主导模式在规避经济危机、开展大型基建与防止社会分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制度优势。正是这种制度优势造就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崛起。着眼未来，如何基于中国现实，提出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建设任重道远。
吕芳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轶俊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外人员的存在使政府的人力资源分为最核心内层、中层和外层，从而增加了政府人事制度的弹性，这种弹性是相对于编制的刚性约束而言的，更是相对于国家—社会的边界而言的。政府通过购买，将体制外人力资源吸收进公共事务领域，成为灵活可控的执行者。这种人事制度上的弹性使地方政府可以应对社会转型时期急剧增加的公共事务和编制控制之间的冲突。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且占比下降的行业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垄断型行业。这或表明，本轮民间投资回升主要为供给约束放松下的反弹，伴随供给约束放松空间收窄及企业盈利状况恶化，民间投资回升力度或减弱。
汪涛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我们估算2018年实际减免的涉企收费可能超过3000亿，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减税超过5000亿元，个人所得税减税1000亿左右。除了2018年已实施的优惠措施可能在2019年继续带来5000亿以上的减税外（其中个税减税2200亿元、增值税减税2000亿元左右），政府2019年额外新增的减税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超过GDP的1%）。不过，如果减税措施从4月份才开始生效，则实际减税规模可能为7000-8000亿元。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关键是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核心是尊重、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具体来说就要维护和发展农民的人权、产权、治权。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重塑三种环境，没有良好的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就没有良好的乡村治理。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农业组织应以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三种形式为主干，真正确立农民主体地位，从而以良好人地关系激发农民积极性创造性。农户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家庭农场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微观基础，农民合作社是农业组织的高级形式。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对于我国当今和今后人口形势的判断，存在着严重的误区。相关部门解读人口数据总是“轻描淡写”，并没有看到真正人口危机所在，总是数量上打转转，如以“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来掩盖人口问题的本质。而目前我国人口结构（还包括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的变化趋势皆不利于我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撑和持续发展，这正是我们判断人口危机已经到来的依据所在。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政府于1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00个基点，我们认为今年将进一步降准100-200个基点。最近公布的央行票据换银行永续债的举措旨在进一步提高银行核心资产比例，推动银行扩展信贷。政府多管齐下放松财政政策，比如3月份全国“两会”后可能下调增值税/消费税，每年为小企业减轻税务负担2000亿元人民币，国务院提前批准1.39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券配额，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预测2019年GDP全年增长6.1%。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袁海霞
中诚信研究院首席宏观分析师
主持人:范思立
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内因大于外因，内需放缓是导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出口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虽然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或将出现短期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基本面是好的，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在不断改善，2019年依然存在和可能出现六方面积极因素。
夏立军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系主任
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近三十年历史。如何理解近三十年来的成就和不足以及未来的方向，事关重大。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强大的关键是解放思想，更大力度地实施改革开放，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激励搞对。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导,研究专长为中外政治学说史、中国政治制度,代表作品有《人性、政治与制度》
我国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纠结”和困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反向拉扯”，乡村共同体与流动性社会的“结构调适”，行政化下沉与乡村自治的“机制对冲”，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约束”。直面制度性问题和困难，破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是乡村治理体制性改革的出路。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