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产生了新问题新挑战，增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并存。主要是中美经贸摩擦改变我国发展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我国被边缘化；实体经济困难，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压力加大，国内需求不足；国家政策的协调配合和落实效果难到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难以释放；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受阻。这些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闯过的关口。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任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自治是法治与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较高追求，德治以自治与法治为基石，并对自治与法治形成有力补充。“三治”各有侧重，有优先次序，但更需要同时发力、交织前进，以能发挥“三治”结合的“乘数效应”。
受访者: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
采访者:界面新闻
当前西方新兴的政治思潮在美国是反建制主义，在欧洲是民粹主义，其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是阻止不了的，而全球治理则将出现衰退趋势，但联合国、IMF、WTO和世界银行五年内还不至于解体。在国际政治无序性更加突显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重新认识世界，及时调整外交政策。
贾平
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基因编辑治理架构的顶层设计，制定、建立和完善功能良好的监管和规制体系；避免伦理审查机制的科层化和行政化，关注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我们应当关注受试者和弱势人群的命运，认识到他们的有效参与，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并时刻提醒自己，科技的进步目标之一，在于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且不是给未来世代和我们星球，带来不确定性的损害。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凸显人的地位，回归人性的尊严，培育人权文化，尊重与保障人权成为国家价值观。基于人类本体价值的体认，我们塑造了人的形象，回到人的立场，使人本身成为改革成果的共享者。在急剧社会变革中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人是比地球还宝贵的存在，人拥有生命，具有独特性与尊严性。对关乎人类命运的科学实验，因与人的尊严、后代的基本权利、生命权等均相关，其正当性值得仔细辨析。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2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心从防范经济过热转向防范经济过冷，对刺激政策的依赖不断加强，市场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心愈演愈烈。判断经济冷热最根本的指标不是经济增速高低，而是物价水平的高低。物价水平偏低，说明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GDP通胀因子，这个指标在2002-2008年约为4.8%，在2012-2018年只有1.8%。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正如伯南克路线图所表明的那样，在当前的人造流动性陷阱中，人民银行并非无计可施。但不管是继续采用常规性的宽松政策（继续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还是采取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手段（在实体经济资产中买买买），人民银行都得付出不小得代价。这让人民银行陷入了两难。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季程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我国人民的“获得感”稳步上升。排除世代更替影响等趋势分析的干扰因素后可见，不同世代的“获得感”均有上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上升在10年间却与纵向获得感>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的稳定存在共存。这一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的命题，即在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人民为何仍然具有相对较高的“获得感”。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当年美国与日本发生贸易冲突时，美国就直触日本最敏感的神经——日本与美国的结构性问题，即所谓解决美日之间的“结构性障碍”（The US-Japan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由此可见美国谈判的高度或者深度。这次与中国的谈判，特朗普政府尚未达到当年的美国政府对待日本那样狠度，结构性问题也是有选择性的，并没有单独拿出来谈结构性问题。也许，过一段时间，中美“贸易磋商”下一步就专门集中在结构性问题。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黄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教养方式并不是家长理性选择的结果，更像是家长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无意识的呈现。对社会地位较高的家长而言，权威型教养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权威型教养具有优势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并非所有家长都能意识到不良教养方式的后果，也并非所有家长都会像高地位家长那样采用合理的教养方式。因此，有意识地改变家长不良的教养行为可以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韩凤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国有科研机构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与政府持续放权，不断优化国有科研机构体制直接相关。具体表现为，国有科研机构实行独立法人化管理的同时，为更好地实现国家中长期研发的使命，财政经费以稳定支持为主；为避免短期化行为，政府实行中长期目标管理并辅之以成果导向的绩效评价制度。日本的这些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创新驱动发展亟需改革国有科研院所体制机制；以科研效率优先为前提，赋予国有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济2018年下半年的急速下滑还没有止步甚至放缓的势头，下滑的指标越来越多，形势不容乐观，容不得我们再点到为止。这个状态并不是源于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变化，而是政策出了大问题，是降杠杆降得太猛。中美贸易战的疑云还没有消散，中国经济要想有所反弹，止住当下急速下滑的危急局面，必须尽快在国内采取有力的对冲措施，否则今年经济前景堪忧，也影响我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
马淑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蒋云峰
中指研究院研究员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房地产企业走出了一条与国外房地产企业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房地产企业与世界一流相比，虽然在规模上具有显著优势，但在发展质量上还存在一定差距，未来的方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夏添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9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起点。在完成前一阶段的发展任务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转型的契机。在新的区域政策体系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向着均衡化与非均衡并存、区域繁荣融合与化解风险同行、以发展速度换取发展质量和不断优化区域空间结构的新的发展阶段。总之，2019年作为空间战略转变后的政策消化期，必然着力于区域政策分层化、差别化和长效化。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目前，我国宏观政策已经更多向稳增长方向调整。相应地，“去杠杆”政策也应更有效地向“稳杠杆”政策转化。需要通过放松去杠杆政策（包括金融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去杠杆）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消除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只有稳住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债务占GDP比重这个比率中的分母才能做大，从而让债务率下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