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牛铁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研究员
中美搏弈说到底是两国国力之争，应当首先从本国的经济入手，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过往40年经济的＂增长奇迹＂引起美国的警觉，企图与中国决一死战。这种平面维度的观念可以称为＂零和博弈＂，即在己取得的存量上争谁多一点，对方就会少一点的＂存量搏弈＂。然而，未来的新经济将摆脱存量博弈，追求＂增量＂，或曰＂多维搏弈＂、＂立体搏弈＂。中美之争必将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领域找到答案。
黄靖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学者们在探讨中美关系逆转时，通常的观点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所以将中国视为敌人。这只是事务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美国需要一个敌人来完成重大战略调整，重新整合自己。中国是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不二选择。具体而言，通过与华为敌，美国要达到三“重”目的：第一，重塑美国认同；第二，重组对美国有利的世界经济格局；第三，重写美国主导的游戏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所谓的中美竞争，实际是两个大国重新整合内部的一个赛跑。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中国的宏观调控为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保驾护航，但也暴露出“放乱收死”循环等诸多问题。“放乱收死”循环加剧了微观主体的道德风险，加大经济波动，提高政策调控难度。中美日应对经济衰退的宏观调控实践表明，不应将宏观调控与结构性改革对立，宏观调控必须配以结构性改革，否则结构性矛盾固化将引发新的危机。
贺雪峰
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当前中国农村，村一级显然缺少自主性与活力，缺少真正满足农民需要回应农民诉求的能力，而变得越来越脱离农民了。大量国家资源输入农村，农村活力却在下降，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内卷化的危机。造成当前农村治理危机的一个原因是上级不相信村干部，为了输入农村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而对资源使用进行了严格的程序的形式的过程的管理。基层治理收得太紧、管得太死，就出现了较为普遍而严重的“一收就僵”的问题了。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改革历程和经验显示，理论和政策研究往往滞后于基层实践。一些所谓理论权威往往自以为是，往往按照既定理论去规制农民，对于农民首创精神缺乏认同或认同迟缓。但现实是，广大民众从来不是按照某种理论去生活。乡村振兴的要义应该是，立足乡村，面向农民，而不是立足文件，面向领导。不论是学者研究，还是基层实务，都应如此。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今年官方一般预算赤字率仅小幅提高0.2个百分点至2.8%，但如果考虑到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则实际一般预算赤字率明显扩大。此外，专项地方政府债券新发行规模也提高了8000亿元，至2.15万亿元，以支持基建投资相关支出。我们估算今年增广财政赤字率（占GDP比重）将扩大1.8个百分点、与去年下跌形成鲜明对比，并且预计扩张主要来自显性财政渠道。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的报告对2018年以来复杂外部环境及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带来的严峻挑战直言不讳，报告突出提及中国正面临“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并给出相应的减税降费、稳定扩大就业、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消费等诸多应对之策，传递出的信号积极正面。同时，下调2019年经济目标增速至6%-6.5%，也与内外压力下的需求相适应。那么，2019年中国经济有哪些两难多难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又为破解上述问题开出何种药方？最终的落实情况可否达到预期？
每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都是万众瞩目的存在。因为，《报告》不仅会给企业和普通家庭送上“减税降费”的大礼包，还能让投资者从中观察到金融市场、各产业的投资机会，更深一步思考，还能窥见中国经济在关键领域的重大改革方向。那么，今年的《报告》给企业和百姓送来了哪些礼包？投资者又有哪些机会？哪些领域将发生重大改革？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决不能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反映出政策当局稳定经济增长的强烈要求。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再度审视稳增长与防风险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另一方面，防风险要求2019年稳增长不能依靠强刺激，而要寻求新思路。
戴维·赫尔德
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代表作有《民主的模式》《民主与全球秩序》《全球大变革》《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盟约》《僵局》《超越僵局》等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联合国等制度性突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发挥着影响。其中包括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变革的稳定地缘政治结构，冷战到多极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新通信系统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然而，当初有效的机制现在却失灵了，“僵局”状态制约了全球治理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管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找寻走出“僵局”的路径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道格•班多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华盛顿应该明白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必要条件。最近的事件提醒我们这类武器会造成危险，但最大的问题是深层次的关系。巴黎和伦敦曾经多次开战，但在今天它们重新成为敌人是不可想象的。特朗普总统应该帮助营造同样的、让朝韩之间不可能开战的环境。这并不容易，但值得从今天开始为之努力。
梁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吴惠芳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以政绩为导向的产业扶贫路线单向设计、对单一化及规模化亮点产业或政绩产业的追求、对劳动力标准的过于倚重以及项目落地后缺乏长远规划等做法都易使产业扶贫遭遇困境。农业产业扶贫实施困境的背后是来自政治绩效的挑战、市场联结的缺位、分散的扶贫部门体制、双轨治理的激励缺失及治理悖论等内在原因。面对政策设计和扶贫实践呈现出的扭曲，亟须在扶贫观念、长远规划、村庄治理、特惠与普惠政策的双向设置等方面作出更进一步的改善。
李云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阮皓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 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 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 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 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 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 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赵明昊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11月，特朗普展开其执政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在此前后，美国政府正式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将“印太”作为推进外交战略的地缘框架，宣称美国将与印太地区建立“新伙伴关系”。这一战略正日益成为美国对华展开地缘竞争并制衡“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依托。美国的“印太战略”并非空架子，过去一年多来不断得到充实和细化，政策手段、资源保障、实施机制等逐渐清晰，对中美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不可低估。
尹浩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网络大数据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区块链发展有三个阶段：数字货币、智能合约以及社会治理，有望最终成为构建未来数字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技术。区块链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对社会关系、数字社会的构建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目前区块链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本身发展不成熟。构建怎样的政策环境与技术管理体系，推动区块链技术与相关应用的和谐发展也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尹稚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都市圈规划要转变当下处理城市治理问题时惯用的自上而下“强许可、弱契约”的治理模式。探讨一种“弱许可、强契约”的社会治理模式，从所谓的刚性治理走向柔性治理。目前我国一些相对联系比较紧密的城市圈，甚至城市群，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机制探索。在这一轮规划当中，应当重点探讨的是契约式治理，应该如何深化它的规则、规制、规程、规范。这是中国规划界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