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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未来我觉得就几块改革特别重要。第一块是进一步启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民手中的三块土地(耕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定要进一步确权,大规模交易,大规模优化配置,大规模股份化。第二块就是国企改革。要通过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得到更好的保值与增值,最后使国企收益为全体人民所用。第三块大的改革是一定要改变服务业现在的状态。

张军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所有高成长的经济体都有上一程和下一程之分别。他们都经历过超常的增长,但是也都会进入到中低速增长阶段。经验上看,有些国家或地区从超常增长到中低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比较剧烈,有的转换相对比较平稳。我们正接近上一程的尾声。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过渡期风险的识别问题。过渡期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来自于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中国也面临整个体制适应的问题,所有支持追赶模式的那种体制,包括政府的治理,未来都面临根本性改变。

方兴东

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中国互联网急需反垄断法发挥威力,来维持基本的竞争秩序,切实维护互联网领域的公平竞争,维护平台之间的基本开放和互联互通。这不但涉及到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和互联网发展的基本市场秩序,更直接维系着整个新技术变革时代的创新驱动和社会繁荣发展。还有更长远的角度,中国互联网要走出国内,走向全球,中国企业必须成为全球规则的有力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

李杰伟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交通需求是见面需求的派生物,面对面交流是知识交换、碰撞以及创新的源泉之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更多的服务需求也必然带来更多的见面需求。交通的增加,伴随着经济活跃度的提高。如果简单地认为拥堵是人口增加的结果,并且以减少拥堵为政策目标,就非常容易产生控制人口和限制交通的政策思路,而不是从供给角度去满足交通需求。这样不仅可能使增进人民福利的需求受到抑制,还会使城市失去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樊杰

研究员、博士,《经济地理》主编,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

今天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8.52%,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我国最富裕的省区(不包括直辖市)是江苏省,人均GDP达到107189元,与今天全球各国(地区)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最富庶的江苏省的排名已相当49位左右的水平,属于发达地区。这种增长和发展的变化,以及与这些增长变化所关联在一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基础设施体系变化等,反映到国土空间上,就是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出巨大的改变。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

最近一段时间是各地“两会”密集召开时期,也是政府工作报告集中“晒成绩”的关键时期。尽管淡化GDP已成共识,但是GDP仍然是各地争相比拼的关键指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经济增长抢眼的城市都在集中发力“万亿GDP”,并希望挤进这个代表了经济增长皇冠的俱乐部。

受访者: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采访者:凤凰网《政对面》

我觉得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是要明确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朝市场化这个方向前进。这一点如果稍微有模糊,都会引起一系列不确定的事件,这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要清理很多不符合市场化导向的一些政策,尤其是让政府真正做到放手,要明确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干预市场的主次关系是什么。另外,如果能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举措都落实了,我不觉得中国经济会有什么问题。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中国的GDP增速不断下行,主要是由TFP由正转负,以及资本存量逐步下行导致的,这两者又是高度相关的。所以,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只是,在“新时代”的故事里,企业应该是主角,而治本,就是“供给侧减税”。这一点,在中美博弈的当下,又多了一重战略意义。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教授,代表作《全球化最缺利益调和》

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趋势正在打破我们对于全球治理的传统认知,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是一种全新而又陌生的模式。它的政治维度会从国际政治中一维的“左”与“右”线性对垒——国际体系中两种全球治理路线之争,升级为全球政治中的国际体系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二维竞争——国家或国际体系与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政治竞争,还可能进而升级为国际政治、全球政治与生态政治的三维关系。来自边缘的小政党,由于发展出了一套与传统全球治理理念迥异的新纲领,也很可能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党派。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亲邻、睦邻、富邻以及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指引下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也反映周边各方求稳定、求发展的良好愿望。显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大变局中,中国外交仍可大有作为,中国周边外交呈现的亮点正是此一生动写照。在新的国际大变局下,周边稳定与发展有益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周边是首要,周边外交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提升。

杨希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亚太安全问题研究

2018年3月以来渐次展开的中朝、朝韩、朝美领导人会晤,为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这种来自最高层级的积极态势能否持续,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前能否抓住新一轮机遇,摆脱“危机周期”,实现半岛无核化并建立永久和平体制,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南北双方共享的共同安全。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学界一直致力于探讨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调整的基本经验就是,放的时候要随时关注不能出现乱局,政策收紧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伤害社会活力。所以,关键是在激发社会活力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而这个均衡点绝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随时根据形势做出调整。

杨雪冬

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按照风险社会理论,现代风险归根到底是人为风险,任何一种决策都既是对不确定性的回应,也可能是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衍生出新的风险。因此,改革开放也会带来多元化的风险主体和风险来源。这种风险状态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以及计划经济时代。即便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也由于规模大,内部复杂,多重转变,有着更为复杂的风险状态。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是个实践问题,更是个理论问题。当今中国有人仍以传统思维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进行解读,以至于出现了诸如“民营经济离场论”这样的奇谈怪论。出现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与理论的不彻底性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既有时代背景因素,又有我们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尤其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理论认识上的不充分密切相关。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可以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余地。除此之外,中国的民间储蓄也高。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长,消费也会增加。所以,2019年稳增长、稳就业,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的回旋空间、我们可用的手段,来达到6.5%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果能维持这样一个增长目标,那么中国对全世界的增长的贡献应该还是可以达到30%,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增长的来源。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伴随互联网与产业融合的不断加深,平台的类型越来越丰富、与产业融合的范围越来越广,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形态。现有平台企业已经与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份额、客户、数据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它们还在凭借这些优势,通过组建实业风险资本,投资新的企业、孵化新的模式。有学者担忧,平台经济的这种“赢家通吃”以及投资并购优势,是否会演变为“通吃赢家”并长期维持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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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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