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孙笑侠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20年来司法改革思路的根本性分歧在于司法的职业性和平民性之间固有矛盾的冲突。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司法改革来看，大致都是在司法职业性和司法平民性之间的选择。司法公信力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目标，同样包含着这对固有的矛盾关系。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既关系到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举措的合理配置，同时也关系到司法评估中如何兼顾职业性和平民性的双重标准。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始院长、特聘教授
康乾盛世虽然它没有像英国那样发明出飞梭和新纺车、蒸汽机，没有出现“产业革命”。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
赵精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人工智能和基因科技使得作为自然人的主体性及其终极基础的理性与自由意志在未来智能社会中并非绝对具有正当性，人类的主体性正在被技术消解，在强人工智能来临之前，各国作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命运共同体，应该达成相应的伦理共识——开发人工智能以重视人的安全为中心。人工智能发展本身涉及行为人之间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规制方案的设计应当尽可能提前，并遵循共同的理念，以过程化治理取代结果治理。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2019年1月1日开始的个税抵扣体系为后期实施“就业激励”政策，即大规模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实施转移支付做好了前期的制度安排，这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大变革，对中国经济潜在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以个税改革为起点，进一步巩固、优化和扩大对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让有消费意愿的中低收入家庭有钱可花，中国经济遇到的很多困难也会迎刃而解。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过去总的指导思想是：“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即小城镇模式的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思想长期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策设计者的主张。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增加流动性，而是疏通宏观货币与微观融资之间的通道。用2019年年初央行工作会议的说法，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稳定。而为了疏通宏观、微观之间的流动性通道，央行可能会继续采取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但只有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包括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李湛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乡村振兴影响深远、牵涉面广，难度很高，需要抓住关键、聚力突破，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为重点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避免乡村振兴演变成“广撒胡椒面”的普惠式补贴。在这方面，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推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如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也是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回流的重要载体。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从2007年第一家P2P在中国落地开始，网络借贷在中国已有近12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网络借贷从早期不被人理解到2012年以后的井喷——甚至可以说是泥沙俱下，再到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用命运多舛来形容也不为过。这几年既产生了数以千计的问题平台，也诞生了不少优秀的公司。今后的网贷平台将不再只是信息中介，或许还有其它形式，然后每个平台按照需要申请相应牌照，这可能是今后网络借贷的发展方向。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就业是民生之基，更是社会的稳定器。中央提出“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要求，并把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这标志着我们开启了“积极就业政策3.0”的时代，也意味着按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更加强调“保就业、稳民生”。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充分就业的增长区间，不宜对宏观经济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措施，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织紧社会保障网，实施升级版的积极就业政策，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执笔: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张 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王金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赵福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研究员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势转换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期，也是国际格局大调整期。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变化。总体上，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将呈现十大变化趋势。
张洁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南海问题、中国周边安全、中国—东南亚关系、亚齐问题,著有《民族分离与国家认同-关于印尼亚齐民族问题的个案研究》
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年度特征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与实施。尽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它在经济领域的承诺是否能够“口惠且实至”令人怀疑，但从其已经产生的影响来看，已经增加、并且未来还会增加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的体系性压力。
黄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方龙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债持有结构仍过于集中、二级市场成交还不够活跃、投资者缺乏渠道了解债券产品在市场上的价值，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债券直接融资功能与价值的发挥。因此，扩大投资者范围仍是地方债市场发展的重要方面。可积极探索在商业银行柜台销售地方政府债券，鼓励非金融机构、个人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等参与地方债市场。此外，针对个人投资者额度较小问题，可借鉴美国地方政府债券运作机制，成立互助基金，让个人投资者通过基金方式购买。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鉴于整体信贷增速已经开始明显反弹，我们认为政府可能在短期内会略微降低推进政策宽松的力度和紧迫性。事实上，短期内央行可能更需要平稳信贷投放步伐；通过降准等方式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紧迫性和可能性也有所降低。全年而言，我们依然认为央行不会调整基准存贷款利率，并且可能再降准至少200个基点。
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
国际形势处于转型过渡期，亚太秩序出出现了重构的趋势。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亚洲原有的热点或危机也存在被激化的可能性。朝鲜半岛问题有一个好的开始和新的起点，但道路漫长。南海和台海问题存在潜在隐患。地区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互动，传统安全中的两大问题，即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和核扩散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当前形势下，亚洲与相关大国需要更有责任感，不能过多考虑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忽略了责任。
庄晋财
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
在当前的条件下，主张“明确产权”让农民能够从产权交易中获取收益而致富，不仅难以实现，相反会有较大风险，但通过搭建“平台”，让小农享有“范围经济”的收益，不仅不会对小农带来伤害，操作上也更具有可行性！因此，为小农“搭平台”应该比给小农“确产权”更具紧迫性。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农民经济地位上升到与城市人能够平等谈论价格的时候，产权交易或许才会真正“平等”，那时候谈论产权就会有意义得多！
罗雨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中国积极宣传、大力推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成为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国际合作的重要倡议，取得了显著成效，影响力和参与度持续提升，各大经济走廊建设逐渐驶入快车道，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