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当前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是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并存，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现象。新老大国共存并互相容纳对方的先例很少，往往通过战争解决，因此产生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但今天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当代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同于历史上的矛盾，既有冲突、矛盾，也会有合作与妥协。因此，结局也会大不同。
卢宁
瑞典隆德大学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
翻译:杨龙
徐书鸣
小微信贷政策背后是“二元对立”的中国发展策略：乡村和农民是落后的，只有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赶上发达的城市地区。这一政策忽视了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城市和农村、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影响，忽视了发达地区和富人本来就是这些不平等关系的受益者，以及其本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强调“落后”源自于贫困人口的努力和认识程度不足。正因如此，小微信贷项目并没有真正地减少“贫穷”。相反地，这些发展项目在与各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尽管改变了既有不平等关系的自然演化轨道，却催生了新的不平等关系。
侯利阳
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市场与政府的法学关系可以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全面发展，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会逐步降低，但政府干预会持久且又广泛地存在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各个层面。其二，政府干预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存在干预强弱之分。民法中的干预主要为立法干预；反不正当竞争法既包括立法干预也包括一次性个案干预；反垄断法则是不具有先例效应的个案干预。其三，市场规制法的政府干预虽然最为强烈，但以过渡性为原则，当使命完成之后就退出市场，由其他部门法来补充空位。
孔闻峥
走出去智库北美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
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给两个国家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启示，两国对彼此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也因此更应该多些包容才是。正如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双方在协议后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是双方调整自己发展模式之路，也是适应对方的发展模式、依此进行调整达到新平衡之路。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刘陈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规模扩大，政府财政性投资的急剧增加，使得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确实可以经过地方政府与国有金融机构的协商来解决，但是长此以往，大量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低效的投资项目中，拉低了全社会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经济往往向泡沫化的方向发展，影响我国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绝不只是海南的“自娱自乐”，也不仅只是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而是新时期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全局的重大国家战略。这个重大国家战略，首要的是“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需要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以服务贸易为主导，以开放为先、制度创新为核心，打造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并由此带动形成我国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王宇哲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历史经验表明，资本市场是经济“增质”，而非“增速”的晴雨表，其长周期表现事实上由产业转型升级、民生福祉改善、科学技术进步、融资结构优化所推动。在“减速增质”的新时代，中国经济有望摆脱“高杠杆、低效率”的粗放增长，转而升级为“更平衡、更充分”的稳健增长。有鉴于此，相信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红利也将引领资本市场走向理性繁荣。
欧阳俊
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达成的《美墨加协定》和WTO在成员数目上虽有天壤之别，但均属于经济一体化过程，二者差异在于指导思想不同。WTO寻求功能主义一体化，相信存在超越具体成员利益的集体利益，相信一体化是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在其倡导者看来，一体化本身就是目的。《美墨加协定》则不承认存在超越具体缔约方利益的集体利益。在其倡导者眼里，一体化只是缔约方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由于指导思想不同，很大程度上，《美墨加协定》确立的国际贸易规则是对现行的WTO规则的根本性颠覆。
桑玉成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著有《世界走向新秩序》《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等
党政机构改革实现了党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进一步整合，为有效管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同时，党政机构改革也带来了体制性、职能性以及关系性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如何按照习近平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着力推进机构改革后党政领导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有必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 年来党在推进党政领导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所积累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努力促进党政领导制度的成熟和定型。
高万芹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讲师,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村干部职业化虽然能够有效激励村干部积极行政，并促进村级组织的规范化管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村干部职业化并没有解决村干部作为"当家人"为民服务的动力问题；伴随村干部职业化的是村级组织的行政化和村民参与的缺失。为解决这些问题，南京市政府通过一些制度化的监控手段，改进村干部职业化，使村干部有效地为民服务。南京市村干部职业化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及其为克服弊端进行的制度创新，回应了当下村干部职业化的争议，为村干部职业化提供了借鉴和反思。
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
布吕格尔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与美国的竞争和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已促使中国官方采用一个包罗万象的模糊战略，而非具体可衡量的战术来回应。今年初以来，紧张态势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最大特色。现在中国正在着重建立外部联盟，不计代价刺激国内增长，同时加速实现技术自力更生。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生育率转变完成后，我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此后21世纪以来的生育水平下降幅度更为明显。毋庸置疑，每年人口增量的不断减少使得增长一亿人的周期被延长到14年，预计2029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42亿的峰值，人口峰值被大幅削减，从而推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更早到来。2019年之后，伴随育龄妇女规模的持续缩小、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预计中国人口拐点即将到来，我国或将在2020-2030年之间进入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谢晖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院长,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们今天讨论民营经济的发展，讨论其发展中的法治保障，在实务之外，谈谈高深的理论问题未尝不可。甚至可以说，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症结，除了制度建设，就在于理论创新。仅仅靠摸着石头过河——尽管曾经效果非常好，但是现在业已遇到了问题，陷入到瓶颈，所以，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打破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瓶颈和制度制约，并构建其理论基础和制度框架。
樊纲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中美贸易摩擦倒逼我们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下一阶段的发展一定要和前面有点不一样，而且确实到了不一样的时候。到了这个阶段，自然显示出来，我们增长的动力、增长的机遇，首先是自主创新。但是不能什么都自主创新，因为在多数领域我们还是很落后的，还得继续学习、模仿，但确实到了要加大创新体系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创新不是靠政府组织，要有持续的激励，这种激励不能靠政府的补贴和组织，要靠产权激励。使知识产权变成股权，成为永久性的激励。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去年12月初中美两国元首二十国集团峰会会晤达成共识后，双方开展了紧锣密鼓的经贸磋商。从发布的公告看，上周在美国举行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都特别提到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货币、服务和农业等问题。其中，双方关于货币或汇率问题达成协议引起了各方的猜测。在中国，有人称之为新广场协议，担心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之覆辙。这种警示不无善意，但过分渲染则可能有失偏颇，尤其要正确汲取广场协议的经验和教训。
王晓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刘昌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列为2019年经济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涵更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2019年，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六稳”的总基调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必将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