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剩勇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西湖学者特聘教授
卢志朋
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信息技术革命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优化开放性治理结构、拓宽多元化治理主体、丰富技术性治理工具。然而，信息技术革命造成的开放性治理结构下的网络垄断与技术侵入风险、多元化治理主体的限制性参与和选择性赋权、技术性治理导致的数字支配与工具理性盛行等潜在隐患，也给转型期中国的公共治理带来了风险与挑战。
许光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中央高度重视小微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对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和产业升级起到了较强的引导和推进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政策实施的时滞效应、用工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小微企业减税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从大国关系调整的态势可见，美国的霸道虽引起各大国的不满,迫使各大国之间加强合作，但作为美国盟友的大国在各方面仍严重依赖美国,不可能联合其他力量反对美国;新兴大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对付美国，而它们之间也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因此，虽然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强硬而不受欢迎，但正是这种强硬做法，正在重构能够确立美国霸主地位的大国关系。
刘旭
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无论是国家一系列对行业企业和劳动者的减税措施，还是带动各行业转型创新的政策，最终都有赖于《反垄断法》所捍卫的有效竞争。如果竞争被违法行为扭曲了，那么垄断行为就会吞噬掉减税给下游企业、广大消费者创造的红利，相关企业还会因为满足于垄断行为带来的垄断利润而失去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并最终招致市场的报复。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纵观整个亚洲，工业生产、贸易、价格和利润增长均呈现放缓态势。市场对于前景的情绪依然不容乐观。总体而言，今年经济增长应进一步放缓，但我们认为年内将见拐点。下行动能很可能从第二季度开始逐渐变得不再那么负面，并在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回稳并改善。改善程度主要取决于美国进一步放缓的幅度，以及中国工业产出需要多久复苏。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贸组织的决策效率不够高，需要进行改革。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说，大多数国家支持多边主义，这是世贸组织改革达成一致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如果一两个大的经济体还是坚持采用单边主义做法的话，那么，世贸组织的改革就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必须还需要有第二套、第三套计划。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全球现有60多家外国央行持有人民币外汇储备资产。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至2018年9月末，全球持有的人民币外汇储备规模折合1925亿美元，占1.80%，较2016年首次披露时的占比提高了0.73个百分点，成为第六大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把握好政策与市场的边界。如果有市场需求而缺乏政策供给，极易导致劣币驱良币，助长地下交易；如果有政策供给而缺乏市场需求，就容易揠苗助长，滋生市场泡沫。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经济学原理》《商业世界的经济学观察——管理经济学案例集》《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等
发达国家调试对华政策并非偶然，而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后危机时期中国发展与世界格局演变客观形势的必然产物。但这种强调竞争博弈的新动向，受到其它限制性因素与相反力量的制约与平衡，因而并未构成具有确定含义的潮流性转变，前景也并非注定导向新冷战或某种冲突陷阱。
章百家
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美是两个极为不同的国家。这种不同在有形无形之中影响着双方彼此的认知、相互政策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认识中美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理智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美关系历经疏远、同盟、对抗、对峙、缓和、合作、摩擦等不同状况。在丰富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蔡昉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但目前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尚不如人意，比较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激励不足，改革收益和支出成本存在“不对称”，因此建议，这项改革红利作为一个“公共品”，应该由中央政府买单。要从理念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不能解决改革激励不对称、不相容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起来就不会快。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导
基层腐败问题之所以顽固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针对基层腐败的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基层民众由于“不知情”和“分散弱势”而“不想、不敢监督”；乡镇政府由于行政化依赖而“不愿、不能监督”；县级监察机构则由于“鞭长莫及”而“无力、无从监督”。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必须以根除基层腐败为切入点，因此也就必须着眼于基层民众的权利保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治理改革，构建民主自治的乡村共同体生活，形成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稳固持久地提升基层治理和基层反腐的水平和质量。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决心已然明确，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和表态也相对积极，是值得肯定的。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如果扩大开放能够持续推进，不仅是缓释外部压力的需要，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发展提供重要契机，是平衡内外部压力下的最优政策选择。当然，未来在推动新一轮开放的过程中，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房连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
测算分析表明，按实际缴费人口和实际工资水平核算，2017年养老保险实际负担费率为22.5%，相比27%的平均费率有4.5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为保障降费后的基金风险，应同步采用坐实缴费基数、扩大覆盖面以及推行全国统筹等改革举措。
赵岩
湖南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我国正处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关口期。二战后，日本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适宜调整产业政策体系，构建了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功推动长达30年的经济中高速增长，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产业政策转型调整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路径。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从逻辑上看，扩大内需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为此必须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必须增加就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增加就业重点需要搞好中小企业，搞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当前互联网相关行业已趋近市场饱和点）。为此，增加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订单最为重要。在居民因收入约束而消费能力不足时，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提高投资增速，是增加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订单最有效的措施。
梁红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负责人
分析显示，过去五年（2014-2018年）债务上升最快、投资回报最差、偿债能力最差的部门是地方融资平台。精准去杠杆的政策设计需要聚焦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存量的化解和增量的控制，并注意缓解在处理这一风险时对其他经营性企业以及居民部门带来的次生影响。为了更好地应对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挑战，可能需要通过一定方式对融资平台债务进行再一次置换。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