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丁俊发
中国流通G30成员、商务部特聘内贸流通专家
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但是，对当前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能过于乐观。根据国际经验，各国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都不会降至70%以下。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福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步奠定了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治理的基础。在体现增长共享的基础上，深化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需要突出治理理念，科学理解“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改革前提，区分分权模式下项目划分和要素划分的逻辑差异，在以要素法划分保障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着力强化央地权责内洽改革，调动两个积极性，各负其责， 推进政府间财政治理关系的深化。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有三种类型的减税： 一是扩内需的减税，二是降成本的减税，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当前的形势，不能仅仅满足于扩内需和降成本的减税。现在应当转到引导预期的减税，然而引导预期的减税操作上更为复杂。因为跟预期有关的是预期利润，只有对预期利润产生影响才能真正的引导预期。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宸
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员
银行向实体进行信用扩张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是银行间货币市场流动性宽松与实体企业融资艰难的真实写照。银行得到央行的增量基础货币之后，理论上的确增加了其信用派生的能力，但为何其对实体部门尤其是民营部门、小微企业部门的信贷投放仍然顾虑重重？其背后的症结既有信用扩张意愿不足，也受信用扩张能力的制约。两者叠加，导致了银行向实体企业信用扩张受阻。
郭春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副所长、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两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30多年中，我国处于走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后历史时期，肩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内涵将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将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
张登及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特朗普方略是否能成功，当然尚在未定之天。但无论如何，战后三大支柱性理念与随之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制度正在解构，已无庸讳言。我们无须过早悼念自由国际秩序的幻灭，但它必然要经历“解与组”。当美国还身陷在“谁是流氓、谁是对手”的战雾时，中小国家更没有资格声称胜券在握。如何使大国在摸索时竭力自我克制，应该就是中小国家所能贡献世界秩序的最大回馈和成就。
佐桥亮
日本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所长
只有特朗普可以改变美中谈判的方向。总统的决策也许有可能背叛那些主张美国第一的经济民粹主义者，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当作成果来宣传的交易，才是最大的魅力。但是，能让特朗普态度逆转的，只不过是被称为“贸易战争”，表面上是美中谈判而已。政府主导的管制在不断推进，议会对中国的警戒论也不会轻易解除。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成为了其绿色发展理念的亮点之一，《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在大湾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香港打造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我们认为，大湾区拥有在绿色金融领域领先探索的改革创新试验区、国际金融中心、科技创新聚集地、以及绿色发展需求较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具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优良基础，有望成为世界级绿色金融发展示范区。
张春霖
世界银行集团金融、竞争力和创新全球业务局民营部门发展首席专家
尽管中国国企改革对其整体的发展成就做出了贡献，但世行在1985年试图解决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且仍然属于没有定论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下一轮经济转型中取得成功，国家所有权必须发生什么变化？为了给其下一轮经济转型带来更大胜算，中国是应该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推崇的国际公认模式“趋同”？还是基于不存在单一最佳模式、中国过去的成功证明没有必要趋同等认识，而坚持“趋异”？或者，成功之路需要在“趋同——趋异”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中间位置去寻找？这些问题的意义超越了中国。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时至年初，又到经济增长目标确定时。稳就业位居当前中央经济工作的“六稳”之首，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底线。近期企业降薪裁员的信息频频出现，PMI从业人员等指标一路走低，似乎意味着就业情况有所恶化。但令人困惑的是，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求人倍率等却指向就业向好。当前就业究竟是好是坏？未来就业形势将如何演绎？
张倩烨
世界银行顾问,曾在非洲开发银行工作
“振兴东北”已经成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舆论场上的老生常谈，产业结构、营商环境，甚至东北的社会文化因素都已被反复讨论许多次。振兴东北的政策文件一份接一份地出台，然而最新的数据表明，东北并没有被振兴。许多制度性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状况。其中，软预算约束导致资金流向更有游说能力、与决定资源分配者的利益（GDP 增速快等）更接近的行业，而这在东北更多时候是国有企业、第二产业等部门。所以，应该从预算问责与公开信息来补充导致软预算约束形成的内在制度缺陷。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具有差异化性质的战略窗口期正在到来。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不再处于“战略机遇期”，而是处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竞合期”，一个与西方国家有合作、有竞争，但以竞争为主的发展时期。“战略竞合期”对于“战略机遇期”也是一种因应形势的继承和发展，强调的是竞争与合作，强调的是中国依旧是世界上重要的和平力量。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创新项目组首席研究员
乡村基层工作就如同堆积木、建高楼和造人梯中最底层的部分，需有深厚稳固的地基和逐层减压。然而，事实上，呈倒三角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体系，将更多任务和责任层层下传，重压在乡村基层干部身上，乡村干部难以承受、苦不堪言。为乡村干部“减负”虽不是新问题，但却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
毛昭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校廉政协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反腐败制度分析、监察理论研究
国家监察制度的演进，有着外部因素和内在变量。内在诸多变量中，有两组变量对监察制度演进具有重大影响。一是监察机关的本质属性，即监察机关的政治属性与法治属性的趋同性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二是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即监督职能与调查职能的均衡性对监察制度演进的影响。如果不及时通过再平衡策略调整这两组变量，有可能导致监察制度变迁背离我们预设的制度目标，最终影响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巩固和发展。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当然也是对与国家治理优化密切相关的改革的一种重要支撑。国家治理如果是要寻求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安排体系，以成为善治，财政在这里面是处理资源配置中有非常重要影响力、辐射力的公共资源，合在一起处理的，则是一个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个层面不可或缺的解决方案。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任
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明显缓和，各方对话恢复，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和平机制重现曙光。然而，美朝对话在2018年下半年陷入僵局又给半岛无核化前景蒙上了阴影。应当如何看待当前的半岛形势？即将召开的第二次美朝峰会能否打破僵局取得突破？如果对话再次陷入困境，冻结现状是否应成为一项政策选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