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崔历
建银国际证券公司宏观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
金融支持经济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整体融资条件是否对经济和行业发展构成制约；二是若有此制约，所需是股权还是债权。跨行业数据显示，国内大多数传统制造业行业已入成熟期，内部融资条件（现金流）比外部融资对企业扩张更为重要。盈利和现金流改善，才有持续的投资和融资。
范恒山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需要在以下五个关键方面聚力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然也就成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成为引领全国的示范区，必须坚持以发展制造业为本；高质量发展催生品牌，而品牌创造又推动和引领高质量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发挥相关功能平台的探索试验、支撑引领和带动示范作用；建立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
进入2019年，中央政府继续稳步推进“六稳”工作部署，通过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来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支持、减税降费等措施，以全面支持民企融资，确保民间投资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这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找到了破解政策执行困境的突破口。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多元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产业形态多元、经营主体多元等国情和农情，着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持续扩大开放的发展方向，立足中国供给解决中国需求，立足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不得不说，朝鲜在过去几年的外交运作是有效的，也可以说是成功的。朝鲜成功地利用了大国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拥核与远程导弹，并在此基础上改善了与中国、美国、韩国的关系。其他国家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在应对朝核问题上无法建立起有效机制？下一步如何改进？须知，朝核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大起大落，弃核艰难”。如果不能达成一个有效机制，朝鲜重新进行核试验、进一步发展导弹运载能力，是大概率事件。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中美贸易谈判能突破重重阻碍，避免贸易冲突加剧，以及防止中美两国进一步走向更大的冲突对立，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实属不易。就目前谈判成果来看，中美双方均有妥协，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双赢”的中间地带。美国并未得到其谈判清单上的全部要求，中国承诺的加快改革客观上也符合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加快推进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政策方向。另外，考虑到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与80年代的日本有天壤之别，第二个广场协议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肖军
法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宪法行政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张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叶必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法治政府司法指数”是基于司法角度来考察我国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状况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旨在从独立的司法数据中探寻法治政府的发展规律，来评估当下我国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进而为法治实践提供决策建议，同时为本土化的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
刘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当代自由式民主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悖论：一方面，由于不断上升的权利预期或民主绩效的不足，许多民主国家的公众对民主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观念还是从制度而言，民主又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公众这种一边热切地拥抱民主、一边又不断对其产生幻灭的状态，笔者称其为“乌克兰困境”。“乌克兰困境”构成当代自由式民主的一个根本困境。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在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时候，当时人们相信资本会自掘坟墓。但近代以来的经验表明，资本不会自掘坟墓，但资本为社会准备坟墓。人们离不开资本，但资本往往造成奴役甚至“死亡”，在发达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娱乐至死，而在落后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劳累致死。在新时代，如果人类光享受资本所带来的好处，却不能克服资本所带来的这些后果，未来人类面临的境况很难是乐观的。
周士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室主任,博士,副研究员
美朝双方对对方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作出让步都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但也可能有一些更为现实的具体妥协性措施，让双方的谈判更具有弹性和韧性。也正是如此，双方都不可能指望此次会谈能解决所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更多可能性成为双方必然的理性诉求。这是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的现实情况塑造的，也是美朝两国在长期磨合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经验。
申端锋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乡村振兴问题上, 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乐观派, 其理由主要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乡村建设的主流方案是发展乡村旅游, 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城里人的消费品。但在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 城市化振兴乡村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城市化也许能为城市中产阶层建设美丽乡村, 却无法改变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了实现城乡关系的平衡, 必须要确保农民对乡村建设的领导权和参与权。
黄季焜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目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清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但又相辅相成的作用，让市场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改善市场环境、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品，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并促进农业的转型。在农产品方面，因为水土资源有限，要在全球背景下解决中国的农业发展和食物安全问题，农业发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把提升高值高效农业的生产力、食品安全和培育这些产品的市场作为未来国家支农的重点。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A股市场刚刚回暖，并未到达2015年的非理性上涨，但仍要警惕国家牛市的教训，避免用政府信用为股市直接背书，进而使投资者陷入非理性情绪、认为市场“只涨不跌”，疯狂推高入市资金杠杆率的同时，造成了股市的快涨快跌，与监管层期待的慢牛走势相去甚远，甚至泡沫破灭后投资者不得不承受惨重损失，资本市场也错失了几年良性发展的时期。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和理事
鉴于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融资结构、债务结构和债权结构有很大不同，简单地根据一些数据说中国杠杆水平很高并不合理。从数据的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的杠杆水平并不很高，即使略高些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从总体上看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属于中游水平，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存在杠杆过高的问题，中国的杠杆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其实质是有的部门杠杆率偏高。
吕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项重点任务，第一项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如何落实好这项重要任务、更好以创新助推制造业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应该看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体是企业，核心是实现发展动力的转化，关键是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下一步，要重点围绕解决制造业面临的融资难、综合成本高、投资收益下降等实际问题，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和创新环境，加快制造业强国建设。
林双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将来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少， 年轻一代不能指望子女养老。而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有限，不足养老保障。国家对老一代农民所担负的责任大，因为那时没有人口流动自由。现在国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人口迁徙自由，年轻人可以到处打工创业，农村收入也在提高，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国家对新一代农村人提供的机会更多。所以，年轻一代农民不能完全依赖国家养老，应该为自己养老做准备。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