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受访者:房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采访者:李泠
形式主义什么时候都是存在的，但如果发展到比较严重、普遍的状况，恐怕就有一些深层次的管理以及理念上的问题了。 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与顶格管理模式及其理念有关。管理要讲究科学，而顶格管理是不科学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追求最优方案，而是要选次用，降格管理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管理。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导
乡村振兴，是现代化所需，是老百姓所盼，也是一个复杂的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过程，需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双向互动、一体提升。乡村振兴绝非在短期内“一蹴而就”，一些地方出现的乡村振兴“样板化”现象需引起重视，谨防公共资源浪费，避免激化城乡基层治理矛盾。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作为系统性风险应对的核心框架，与货币政策、微观监管相对分离，形成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三个支柱，分别对应物价稳定、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机构稳健三个目标。中国可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胡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实施乡村振兴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对实体经济的振兴至关重要。新时代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性社会工程，需要各个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做好持久战准备，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实现金融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以金融改革创新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张力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张阳阳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面对新时代下中国税收政策的新约束和新目标，中国不仅缺乏参与全球税收竞争的减税空间，采取竞争性策略还会对中国收入分配、经济波动等层面产生潜在负面影响。中国可以采用国内税收改革与推动国际税收合作相结合的策略，对内实施税收体系结构性调整，将税负向污染型企业和商品以及富人群体倾斜，增强税收作为自动稳定器和收入分配调节工具的作用；对外倡导建立世界税收合作组织，构建税收信息共享数据库，建立“一带一路”跨国财政自动稳定器。
王业强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王蕾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前，中国正迎来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对于品质生活的强烈需求，将是新时代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同时，消费结构升级也将使房地产市场绿色产品的增值效应更加明显。面对宏观经济的巨大变革，房地产行业发展即将进入新时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将面临开发理念、盈利模式、产业方向、产品结构等多维转型。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
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挑战。如何在老龄化社会中有效释放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的增长潜力？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有效应对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如何在经济增长中妥善解决好数亿人的养老保障问题?这已成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有其鲜明的特色，但其实质是小布什政府转向、奥巴马政府沿用的政策的延续。这种政策导向其背后推手是美国政策圈的官员、学者。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美国政府因为在其他区域、领域的更优先的政策中心而并未将与中国的摩擦与对抗提上日程。而美国政策圈自中美建交以后对中国“美国化”的期待也在近20年中逐渐丧失，这使得对华竞争化、强硬化有了更为肥沃的土壤。
田杰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经过多年在科技领域的不懈努力，我国研究开发人员总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已经超越了美国。不过，如果比较创新型企业家群体，我们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左右，而发达国家企业的这一比例平均为2%左右。缺乏创新型企业家是未来我国创新发展面临的关键短板之一。
楼继伟
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曾任财政部部长
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仅是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受传统体制惯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的局面仍未根本扭转，“机关化”特征显著，共同事务较多，行政效率偏低。建议以“实体化”、“法制化”、“高阶化”为重点，着力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
丁国民
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龙圣锦
福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法律制度层面上创设农村宅基地“资格权”，理清所有权、“资格权”与使用权权属关系，优化权能结构，以及修改相关法律制度才是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实施的关键所在。实现宅基地的“二元”权能结构向“三元”权能结构的转变，完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法律框架，开创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利运行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有序进行的新局面，才是“三权分置”的精神所在。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施将会有效推进农村现代化改革。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管控基因编辑风险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与以往国际社会在防核扩散、气候变化、跨国贩毒、网络犯罪等议题上的合作不同，基因编辑迄今仍然是一项发展中的技术，其最终形态尚未确立。该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存在风险也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管控基因编辑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方式。中美两国则应在其中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齐思源
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访问学者
德国人仍希望2020年美国选举出一位正常的总统，他或许能重振跨大西洋联盟。而如果未能实现，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奥巴马2008年在柏林引用肯尼迪“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讲也许就是德美战略轴心盛极而衷的拐点，而日益加深的跨大西洋裂痕将成为中国的战略福音。
邹治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玮
法学/国际关系博士,国家安全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调整过程中，国际体系的稳定面临新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霸权带来的压力，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和遏制日趋强化，这可能会带来中美战略对抗甚至冲突的风险。如何从结构和机制上构筑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是攸关中美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课题。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研究显示，美国产业分布（比如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分布）和不同区域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比如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决定该区域当选议员对贸易的态度，议员态度的分布进而决定贸易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产业分布和贸易结构往往是一个慢变量，这意味着特定选区的议员对贸易的态度其实很难改变。所以，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一旦确定下来，很长时期都难以改变。但在美国政治进程当中，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一直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总会有其他扰动性因素出现。
郭晓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贫困地区创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于构建脱贫攻坚长效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相较于其他地区，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更为薄弱，集体经济“空壳化”现象尤为严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面临的制约更多、难度更大，亟需通过构建更具创新性的发展机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以实现贫困地区集体经济的突破性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