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3月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积极变化，逆周期调节政策初见成效，经济似有企稳回暖之势。展望未来，伴随着增值税减税落地、基建补短板等逆周期调控政策相继步入集中发力期，中国经济复苏势头看上去良好。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环境。考虑到一些结构性问题仍旧存在，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好的势头尚未完全稳固，仍有四大挑战值得关注。
桂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著有《礼与生命价值—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宗教与法律》《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
集体经济组织连接着农民与农民，以及国家与农民。集体资源的多少是影响基层治理的关键，譬如，集体经济“空壳村”由于没有公共利益可供争夺，村庄政治活动一般不发达，村庄治理也缺乏物质基础。基于丰富集体资源所产生的公共利益是激发村庄政治的基石，公共利益密集的村庄，具备政治能量。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的是，通过集体经济和公共利益激发出来的村庄政治，能否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还取决于集体产权规则。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最近，个别地方在林区景区违章加杂贪腐建设别墅，还有个别地方违章建造大棚毁坏农田，特别典型、关乎民意，中央予以批示拆违和处理，很有必要，非常正确。但是，现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片面理解中央的意图，有的机械和形式主义地加以放大，有的地方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要一刀切地将所有违章都要拆除，已经危及到就业、创业、增收、消费和经济景气。
李扬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可概括为“一个基础、六大方向”。“基础”即确定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方向”即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结构、管理金融风险、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金融科技和扩大对外开放。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众多而深刻，许多不是既有理论能够解释和解决的，中国经济学家不创新理论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经济学的创新根本上都是由现实问题导向和推动的（虽然不是充要条件）。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经济理论创新有三个：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统一或兼容假说”；二是经济体制渐进式转轨假说；三是土地“三权分置”假说。其他理论创新很难与之相提并论。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城乡关系与发展规划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中国的城乡关系在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演变特征。建国初期，为了让农业扮演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角色，从而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建立起城乡分割的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放弃了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代之比较优势战略。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也不断被打破，城乡关系的调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详细梳理70年来中国城乡关系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审视问题，对于当下和未来的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孔令池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在推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壁垒造成的区域分割，减少地方利益保护带来的恶性竞争、低效发展和环境恶化问题，客观地协调各成员的经济政策，通过设计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与利益补偿机制，促使地区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实现协调、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内生需求。
程宏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刘志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前瞻性研究是智库报告的精髓，其构成需要独立思想作基础，问题意识导向做支撑，或者说智库研究报告不仅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归纳总结，更要对其演绎推理，道理似乎不复杂，归纳一般都能做，但是进一步地深思、推理、预测则不是轻松的事情。智库业界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蒸蒸日上，但是背后却有深层次的动力危机。如果这么长期下去，中国智库很难有发展前途。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常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在新时代，我们要全面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依赖于开放治理水平的提升。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爱存钱”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文化因素。然而，这种优良传统正在悄然消解——数据显示，最近十年，国民储蓄率年年下降。需要注意的是，储蓄率下行趋势不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很深刻。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钱都去哪了？我们未来的养老怎么办？房价还会涨下去吗？
肖哲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魏姝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公民参与机制的六种类型：消极行动、信息公开、信息收集、信息交流和沟通、协商决策以及积极行动。目前中国公民参与呈现“浅层次参与多，深层次参与少；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公民参与中浅层次参与多，多个社会主体合作发起的公民参与中深层次参与多；大规模地区浅层次参与多，小规模地区深层次参与多”的特征。结合公民参与的主要发起者以及发生地规模，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公民参与活动中参与机制的差异及其选择逻辑。
黄家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奖项,入选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传统礼治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导致了深刻的秩序危机。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一套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新的治理模式——政治秩序，从而实现了对乡村秩序的重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加上乡村社会自身的自治能力很弱，导致了新一轮的乡村秩序危机，而现代法律与乡土社会的冲突加剧了这种危机。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秩序重建的核心是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走出二者非此即彼的困境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如果说奥巴马外交和安全政策手段是后现代的，那么特朗普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本质上说就是现代的。但问题在于，无论内容还是方式，特朗普的手段都有可能是19世纪的“现代”。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经济攻势就是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风险的最佳例证。日本将不得不谨慎行事，控制特朗普政府极具对抗性的冲动，因为日本原想要一个“坏警察”，但却可能招来一个“疯警察”。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
乡村振兴是中国现代化进入中后期之后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要从工农协调、城乡融合、区域平衡的视角理解乡村振兴。在工农协调共进中，不仅要有“世界工厂”，更要通过乡村振兴，成为“世界农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城市，更要通过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化的农村；在区域平衡发展中，不仅要有发达的中心城市群，更要通过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促进边缘区域有特色的发展。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英国脱欧的政治僵局，以及反对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中期选举反应，都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近年席卷世界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潮流。事实上，人们早就应该反思了。而美国国内对移民和全球化的强力支持，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一术语的定义仍然模糊不清，无法对问题作出解释，尤其是现在，对它试图描述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似乎正在减弱。
谢振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李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中美贸易谈判已进行了多个轮次，有进一步缓和的迹象，但结局仍存在不确定性。事实上，无论中美贸易摩擦如何乱花迷眼，最终都表现为对消费和投资市场的争夺。从对外直接投资看，近年来我对美投资锐减、投资结构趋向高级化，两国投资市场空间出现大面积交集，遂有贸易摩擦并扩大到技术遏制和知识产权纠葛。今后时期，对美直接投资形势整体上趋于恶化，在应对策略上须持审慎态度，加强投资评估，拓展沟通渠道，防范投资风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