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央权威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但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性特征日趋明显；反腐败制度的侧重点从对个体的道德约束发展为对权力的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优化和派生制度的拓展同步推进，制度体系的结构不断优化。制度的贯彻落实从单纯依靠自律向自律他律并重转变，执行主体和监督责任界定日益明晰，多部门协同推进制度实现渐成趋势，制度体系逐渐呈现系统运转的特征。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生猪问题的情况已经不仅仅是严重，而且是很危急了。猪肉推动物价上涨属于“结构型通胀”，但政府近几年为对冲经济下行放出了如此巨额的货币，会不会因这次由猪肉引起的物价上涨而触发严重通胀，现在还是个疑问。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即便是实施货币紧缩，也不会制止住猪肉价上涨。建议赶快增加对生猪养殖的财政补贴。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过去的创新主要是适应性的创新，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前沿性的创新已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一些进展，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我们和世界前沿的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了。但是在创新维度的指标上，中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中国创新有一个最大的短板，跟高校有关系，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我们的水平还是比较差。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而且是前沿的创新型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条件，需要我们思考。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宋红卫
同策房产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变动中，无论新建住房还是二手住房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三四线城市上涨趋势比较明显。即使政策严控，房价依然上涨，这也意味着未来稳定房价、防止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压力较大，调控的任务依然艰巨。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的发展，我们需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与以往主要依靠基建投资等手段不同，本次财政政策发力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减税降费，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增值税、调降社保费率，以及对中小企业减税等措施；目前来看，本轮积极财政的效果正在逐步兑现，且超出预期，也使得当前中国经济筑底企稳的节奏更快、时间更早；而随着4月开始增值税减税、5月社保降费等政策进入发力期，高达两万亿的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将使年内经济走势得到更多支撑。
张新文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政府管理改革、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等, 著有《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我国农村扶贫》
高啸
南京农业大学
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对比分析，发现精耕细作的传统小农与专业大户不仅在生产效率上高于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更是我国村庄秩序与社会结构的维护者，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而政府大力推广的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则对传统小农和专业大户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综合考量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应在确保传统小农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适当地发展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同时还要规范与限制农业企业的发展。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 我国对农村的称谓一直就是乡村。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 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近代以来, 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 才把乡村人为定义为农村。这样来看, “乡村振兴”作为顶层设计最新确定的政策话语, 表明未来的乡村振兴实践不会再延续以往政策的单一目标指向, 而要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目标发展, 作为国家代理者和政策实施者的县级政府, 无疑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过去和未来的国际秩序都是多层次的，而非单一的。而每一个秩序都是基于权力、制度和准则的混合体。如果仅仅基于权力、规则和准则的理想类型界定秩序，就会忽略了秩序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产物的复杂性。在秩序转型中，权力分配的变化总是关键的，但却并非惟一的诱因。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与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特朗普政府并非要“去全球化”，而是要构建新型全球化或“再全球化”。这种新型全球化是一种排他性的全球化：其主导者是美国及其有共同利益的“志同道合者”；其原则是以“公平贸易”理念取代自由贸易理念；其手段是以双边机制替代多边机制；其目标是维护美国（及其盟友）领先者的地位，阻止后来者实现赶超。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任何一个大项目的实施都需要战略，何况像“一带一路”那样的跨区域和洲际的项目。尽管中国谦虚地把此界定为“倡议”，就是说这是一个开放的项目，中国的作用是“倡议”，但各国都可以参与到其中来。不过，在实施方面，中国必须思考其执行“一带一路”的战略。执行出现了问题，对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还是对国际社会都会产生不是所期望的结果。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以前中国长期奉行“韬光养晦”战略，在涉及美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美国对中国也相应保持战略模糊，双方的战略模糊，让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没有浮上台面，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随着中国逐渐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战略，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逐渐转为战略清晰，美国也以更加清晰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而结果就是中美关系变得紧张而动荡。
吕鹏
中国社科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
范晓光
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过去四年来，政商关系“稳中有变”。“连续”是第一个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依然是每年的主旋律。在减税降幅、简政放权、产权保护等一项项具体政策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思想一以贯之。“自己人”、“实质性减税”、“智能+”......这些新词的出现以及引发的热议，不仅是对现实的回应，某种程度上还预示着未来政商互动的新热点。
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一般性而言，依法捍卫自己的权益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罕见的行为。不习惯于拿起法的武器保护自己并不是因为观念使然，而是因为他们很少被法律所保护。日常生活中经历更多的是资本利用法律来正当化自己的不当行为，而置消费者的利益于不顾。于是，媒体和公共舆论被誉为第四种权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以媒体曝光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原因。在权力、资本、不到位的法治的面前，人人都可以成为弱势群体。
王军辉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反贫困政策实验室副主任
对城市作为生产空间的认可，对人口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的关注，这很可能成为下一步系列改革的基础之一，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继续带来改革红利，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我们也期待未来户籍政策会将迎来更大的放松。为进一步完善都市圈的生产功能，《2019年任务》中已经提出了全方位的政策改革方向。但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规模体系的扭曲、划分城市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的必要性和标准并没有得到解决。
刘志彪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两个当务之急是：第一，长三角各地区要尽快启动对各地过去出台的规章制度、政策文件的审查制度。加快建立和健全长三角各地区竞争政策的执法机构，或者各地把这种执法权委托让渡给某个超越本地利益的机构，明确其主要职能是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第二，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准绳，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一视同仁政策，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 蔡昉 蔡昉 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
中国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必要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阶段变化，面对来自全球化的逆风和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严峻的挑战。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引领全球化保持开放包容性质,坚持和完善自身发展所必要的“钱纳里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