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梁建章
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黄文政
财新网特约作者
根据2018年出生人口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大概在1.46左右，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1.46个小孩，远远不到2.1左右的更替水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生育率很大一部分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也就是在最近两三年里，跨越多个年龄段的很多育龄妇女集中释放过去受到政策限制的生育意愿。在暂时性的堆积反弹趋于结束之后，未来的二孩人数很可能减半，致使生育率可能降至1.2以下。
沈大伟
独立分析师
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变局是很多城市由扩张转为收缩。用俗话说就是，减少中间商赚差价，这将促使和加速市场化的城市格局的形成。文件原话是：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这是官方高层首次提出部分中小城市要瘦身、严控增量、转变增量规划思维！
程实
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4月，增值税减税正式落地，标志着大规模减税从逆周期调控的“旧配角”升级为“新主角”。我们认为，这一转变验证了中国经济“增质”时代下沉政策重心、激活微观动力的新思路，有望释放出三重红利。得益于减税红利，2019年“猪周期”不会实质性压缩货币政策空间，央行仍将在稳健立场下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基于货币政策和减税红利的双重支持，中国经济有望在二季度延续企稳趋势，经济“增质”所培育的理性繁荣值得期待。
阎云翔
国际著名人类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轨迹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归纳：首先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从过去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转变；其次是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第三是公德变得越来越重要。40年来道德变迁轨迹的标尺包含4个刻度，由低向高排序分别是：底线道德，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理心和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公德。用这个标尺去衡量，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场深刻复杂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这一轨迹和标尺也为构建良善社会提供了方向和机遇。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得益于农户获得相当大的自由选择权，使市场的强大渗透之力有了作用空间，中国农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农世界，中国农业也不再是简单的自给自足农业。这进步绝不仅仅是粮食的持续充分供给，更是农业经营组织体系静悄悄的变革。这是我在多年间观察中国农业农村的基本认识。
王泰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在“失去二十年”间，日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从贸易大国转型为贸易+投资大国，又打造了另一个“海外日本”，成为拥有海外净资产最多的国家，而海外资产创造的净收入并没有包括在日本的GDP数据中。截至到2017年底，日本海外资产总额已经达到1012万亿日元（约合59.43万亿元人民币），为日本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5倍；扣除债务后的海外净资产总额为328.45万亿日元（约合19.28万亿元人民币），海外经济规模与国内旗鼓相当，提前实现了战略转型的目标。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近日国务院发布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明确规定，我国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6%的，可降至16%，新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将于今年5月1日实施。同时，调低社保缴费基数，由过去依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改为依据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那么这些调整对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有何具体影响呢？
徐赛兰
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虽然对中国经济来说影子银行风险仍然过大，无法作为可靠的融资形式彻底合法化，但在强有力的监管下，其中一个部门也许能缓解银行满足不了的融资需求压力。事实也许证明，信托公司没有辜负监管机构所做的完善其业务实践的努力。不过我们也知道，这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任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推行柔性台独、渐进台独、文化台独路线，使两岸关系再次陷入严重政治对抗。近一年来在中美关系恶化大背景下，台湾当局更采取联美抗中政策，寻求购买美国先进武器和安全保护，使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当前的台海安全形势概括起来是三句话：处于紧张状态，安全风险不断上升，尚未爆发危机。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我国减税降负和协调配套的税制改革，其实不仅是减轻纳税人负担一个维度的问题，需要更多考虑税制结构优化，以及在不同纳税人负担有升有降概念之下，直接税逐渐提高比重方面怎样形成合理的改革方案。这是我们走向现代税制、建设现代社会所必须经受的历史性考验。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周俚君
自1998年以来我国农村户籍人口每年减少1000万以上，这种“城镇化”趋势是农民工总体数量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随着农民工高龄人口占比提高、产业升级以及一线城市房租不断上涨，大量农民工被动返乡；与此同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也是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重要驱动力。
阎学通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著有《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国际政治与中国》《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等
创新理论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对权威理论进行质疑常常是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不敢质疑权威理论，就难以进行理论创新。为了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我们需要依据客观事实不断破除旧有的和新生的观念束缚。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质疑权威、大胆试错、百家争鸣，按照科学的规律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工作。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
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缓兵之计”，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但是，政策意图的实现，还需要其他配套政策（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等）的协助。为了防止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成本迅速上升，决策层需要从劳动者的微观角度出发，进行成本-收益核算，这样有助于把激励搞对。
倪世雄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著作有:《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冲突与合作》等
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每个阶段都在新的层次上取得阶段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表明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其重要性已经超越两国的范围，显示出时代特征和全球意义；同时，两国关系也具有困难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因此呈现出曲折起伏的发展轨迹。如今，两国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沿着合作共赢的正道再出发才是正确的选择。
尹稚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中国既要应对人口产业向重点承载区域集中的压力，又不希望再犯过去一城独大、未富先衰、未大先衰、引发大量城市病的错误。因此，有必要探索一条超越城市，从中心城市走向适度尺度的区域合作发展道路，即都市圈。都市圈将成为弥补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最后一块拼图，建立起城市群与中心城市及以下各级聚居点之间有效的链接，实现全尺度空间组合。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继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相继采取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悍然退出伊核协议并两次启动对伊朗的严厉制裁、承认以色列拥有对戈兰高地主权等霸权行径，此举是继上述行径之后又一超常的霸道做法。特朗普的任性鲁莽之举不仅对国际社会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同样对美国自身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