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肖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心环节是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同时，提出了强化金融服务功能和精准金融服务的双向目标。第一个目标，除了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还提出了服务人民生活的功能。另外，明确提出了要精准金融服务，这涉及到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定制化和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围绕这个中心环节，又进一步提出了融资结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的问题。
杨华
社会学博士,公共管理学博士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著有《绵延之维: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农村阶层关系研究》
“责权利”层级不匹配现象在基层非常突出。在现实的层级关系，权力集中在上级政府，事情和责任却一级级往下压，最基层的乡镇事情最多、责任最大但权力却最小。那么，乡镇“责权利”不匹配机制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职能部门的事情和责任都可以集中到乡镇，乡镇不可以拒绝吗？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处理好责权利关系，克服形式主义泛滥的弊病？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有望大踏步跟上时代的进程中，未来几十年锁定的中国梦，就是要历史性地完成从工业革命以后明显落伍，积贫积弱，一直走到现在的现代化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也是融合人类文明更好、更高境界的世界梦，是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方面的共赢的发展。这也正是我觉得中国现在方方面面追求我们发展过程中哲理上应该把握好的主线。中美之间也是这样，中美说到底，没有更好的选择，是要在和平情况下处理双方间的摩擦，哪怕摩擦一度表现为升级的状态。
杨广亮
华侨大学统计学院、数量经济学院讲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花费四十年，才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并通过有国情特色的制度安排取得一系列成就，但这种政府与市场的特殊关系也值得注意，要让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应该受到约束。具体在土地市场，可以考虑垂直的监管体系，比如有学者发现，中央派驻土地督察局的省份，土地违法涉案面积会下降。媒体监督也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一个很穷的村庄如果要改变状态，离不开外界的推动。过去40年，外界推动依托于三类基础设施。第一类是制度基础设施。第二类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后精准扶贫时代这场战役要持久地打赢，需要有第三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信息基础设施。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贫困地区的人们在知识上与外界打通，能分享外界信息，能与外界沟通，能与外界交易，这可以相对应提高他们的收入，实现贫困地区的价值转化。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美之间的贸易协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一定是积极的，而很可能是对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的全球贸易治理或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又一致命打击。就在美国和中国通过“双边”而不是去世界贸易组织解决问题的同时，美国和中国正在形成各自为中心的贸易和投资体系。这是世界经济在“全球化”下“一体化”20多年后最令人担心的变局。
吕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刘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我国制造业已经具备全球瞩目的规模优势，同时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技术创新成效显著。但从发展质量看，在劳动力、技术、能源等关键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方面，我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全球制造业先行国家的差距依然明显。与此同时，制造业本身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挑战。
马光远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我特别担心的是，在刚刚出现好的势头的时候，政策不能持续跟上，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健康的因素不去下决心解决。我从来不担心中国经济的数字，就稳增长而言，我们手里有足够的牌。过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为稳增长而稳增长，后遗症都是比较大的。在稳定预期的同时，仍然要把供给侧，把结构调整，把制造业，把动力转换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靠完全的刺激，靠房地产。
唐建伟
交行金研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可能进入既不继续加大宽松力度，也不会出现过快过早收紧的平静“观察期”。展望未来政策操作，短期内降准的概率明显降低。目前货币供给增速已经开始回升，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而外汇占款下降的缺口可以通过逆回购、SLF和MLF来填补，并不一定要通过降准。但为了达到重点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实现“精准滴灌”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排除央行继续对普惠金融业务达标银行实施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主要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受访者: 刘云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黄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荣西武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采访者:周子勋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自然要一切围绕、为了农村人口进城，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科学规划城市形态和空间布局，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为进城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保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让进城人口平等享有城镇化的发展成果。人的城镇化是全方位和高质量的，全方位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个方面，高质量则不仅要求效率高，还要做到公平、安全和可持续。
沈晓杰
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中国要在今后15年的时间里大刀阔斧的推广实施乡村现代化，至少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200万亿元以上的天量市场。那怕由于种种原因，实施和完成的力度打个对折，核算下来每年也可为GDP的增长至少提供7-8%的基量。这对渴求以发展创新来重新激活迟缓的经济增长、对抗中美贸易战等所可能带来的“贸易衰退负能量”的中国来说，可谓是不可忽略的历史机遇和最佳的发展路径，也是不受制于人的最大底牌。
华强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著有《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成政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
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但人们对贸易问题的讨论往往侧重于回顾过去，而非展望未来。在未来，有望从新时代中获益的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深刻理解这种变革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迎接全球化的新时代。
胡敏翔
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包雅钧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课题。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已经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7年中国大陆风险投资（股权投资）金额创下超过400亿美金的新高，同比增长15%；在2017年4季度全球10大风险投资交易中，中国占据5个，其中3起交易超过10亿美金。风险投资有力推动了中小微科技企业的创新创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柯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虽然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对国家来说，所面临的并非是自给自足或是自由贸易的二元选择，而是采取何种自由化程度的多元选择。WTO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核心诉求有所区别。这样，共识原则使谈判极易因个别成员反对而付诸东流，是WTO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关乎WTO未来前景的关键所在。
王小广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钟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
国有控股投资的增长及占比的变化：第一，国有控股投资平均增速较慢导致其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国有控股投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较为明显。国有控股投资在经济不景气或受到巨大外部冲击时起到急先锋或稳定局势的作用。第三，从近几年的国有控股投资趋向看，国有控股投资占比稳定，但是否是最终的稳定状态还难以确定。第四，扩大PPP投资成为稳定政府投资和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式。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旭英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随着农户的逐步分化，应以促进流转集中、扩大经营规模为目标，进一步扩大农用地产权结构的开放性；随着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发展，应以提高配置效率为目标，进一步扩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结构的开放性；随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入的多元化，应逐步扩大集体非土地经营性资产产权结构的开放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