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尼古拉·卡萨里尼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中国问题上，欧洲正日益沿着“民粹-自由”和“核心-边缘”的裂痕分裂。一方面是围绕着法德轴心的自由民主的欧洲核心国家，它们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另一方面是各种民粹主义政府，这些主要处在欧洲外围的国家政府公开支持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但又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愿意接纳中国。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曹志楠
恒大研究院
马图南
恒大研究院
黄斯佳
恒大研究院
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具有重大深远影响，是监管重心的后移和监管制度的升级。一方面发行门槛降低、放权于市场，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门槛降低，没有对公司治理的要求、没有对证券欺诈的重罚、没有严格的退市机制，将沦为“伪注册制”，会酿成危险后果。注册制改革一定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一系列的法律的修订，不是简单换个名字，是一场触及资本市场灵魂深处的系统性制度改革。
龚维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实行联邦分权自治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东西德从分治到统一、从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到政府适度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重新崛起，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跃居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尽管中德两国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不同，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德国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娄飞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总体上，货币政策仍然要围绕稳增长、防风险进行灵活的逆周期调控，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关注“猪周期”启动后猪肉价格变化趋势，以及由此而带来的CPI变化。尤其是要对猪肉价格超预期上涨、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出现的情况制定预案，防止因此而引发风险。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作为世界第二大对外净债权国，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常年为负，引起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笔者通过对10个样本国的测算，以及我国与美国、日本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对比得出，产生这一悖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高，而不是对外投资回报低。进一步分析，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彭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在目前的12个自贸区中，包括海南，目前在出台投资自由化一系列措施方面，需要向中央部门报批的占30%以上；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措施，要向中央报批的还有35%以上；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改革措施50%以上中央审批；财税方面，百分之百都要中央的财政、税务、海关部门审批。很典型的例子，文化旅游部对海南的营业场所晚上的营业时间延长到几点进行审批。这是否同中央12号文件专门提出的“中央部门要真放真改真试”相一致？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研究发现，小孩成长的环境和成年以后收入水平有显著关系。平均来看，在24岁以前，小孩每提早一岁迁徙到高收入地区，成年以后的收入与迁入地平均收入的差距就缩小4%。这意味着，若一个小孩能够在出生时就从低收入地区迁徙到高收入地区，并持续住到23岁，收入差距将缩小90%以上。从边际上看，接触效应在24岁以前不会明显递减，一个孩子成年以后的收入将随着迁入年限的增加而稳步提升。
唐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城镇化率和城市人口的提升与城市数量密切相关。一个有效的城市体系依赖于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自1997年撤县设市政策封冻之后，有大量的县或乡镇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人口集聚，需要在地方行政体制上有所变革，以适应新形势下对政府公共服务更高的要求。站在政策的转折点上，我们有必要梳理和回顾过去我国实施撤县设市的经验和教训。
潘圆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未来外资决定是否继续投资中国时，考虑最多的因素之一是中国的营商环境。让人欣喜的是，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评估，2005年至2018年中国整体营商环境从全球第91位上升至46位，是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国家之一。但是，世行衡量营商环境的10个一级指标中，衡量税收环境的投资者“纳税”指标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欧阳静
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代表作有《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
官员、商人、混混、“钉子户”和普通民众等县域权力“江湖”中的能动者之间的权力碰撞、利益结盟和力量对比失衡，特别是某些官员与普通民众相脱离，而与商人、混混等强势群体关系较为紧密，造成了一种以谋取公共资源为目标的“分利秩序”，使得县域治理更为错综复杂。对此，近年来实施的反腐和扫黑双重举措，其用意就在于打破由强势群体所结成的县域利益联盟，重建以公共规则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其长效如何，仍有待观察
陈朋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压力型体制、官僚系统科层制和被异化的考核制度让当前的基层治理陷入困境，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肩负应有使命。这说明，在关注基层治理问题时，不能仅仅看到其现实困境，而应深入分析其背后的体制症结，并据此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窠臼，继而真正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
何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当前，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新信息革命正在深刻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和面貌。新信息技术所天然具有的信息高流动性、透明性和去中心型分布式结构，也推动着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中心科层型金字塔结构向非中心、跨科层的整体与均匀的网络社会结构转型，治理结构也会相应转型。这种转型的结果，从外在来看，会朝向一种球型的均衡结构演化。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中美经贸问题谈判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驱散了经贸战的阴霾，为深受不确定性所困的中美及全球经济注入了一份利好的强大确定性。与此同时，这一突破性进展也给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两个重要启示。启示一： “太大而不能倒” 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的重要属性。启示二：过渡时期中美关系的演进是在处理战略竞争与“巨量效应”之间寻求平衡点。
杨文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
在未来几十年的磨合期中，中国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必然引发美主导西方世界的猜忌，竞争可能呈长期化之势。双方需要探索在全美竞争态势下共处的方法和模式，最低程度上要管控关系、防止冷战，中等程度上要达成战略默契和相互克制，在高级程度上应该谋求共存共赢，这应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应有之义。
李曜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熊鸿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张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澳大利亚政府政策评估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正式开展，通过设置政策评估的组织架构、制定标准化的政策评估步骤与评价指标体系、打造专业化的政策评估人才队伍，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政府政策评估机制。同时，通过营造高度市场化的智库参与环境，并将政策质询作为政策评估的重要支撑，进一步丰富了政府政策评估的路径。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有益经验，完善现代决策咨询制度。
Jason Furman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原主席
如果经济出现了快速的、非自然的放缓，有很多政策工具能够而且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放缓，而政府又试图逆转这种放缓，就会适得其反，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风险。展望未来，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增加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