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若麟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著有《与你一样的中国人》等
张维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一整套“中国模式”的概念，即中国自己根据其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历史和民情的发展模式，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正在全面超越西方选举民主模式”。
竺乾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著有《官僚政治》等
最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突破原有改革框框的同时，也保留了原有改革的痕迹。未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从远近、内外、上下、多少、公私等宏观关系中加以思考，尤其要从权力来源和公众参与的角度加以思考，以进一步推进改革。
李德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副教授
近年来，我国在探索行政问责、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行政问责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权责模糊不清、问责范围过小、以同体问责为主、相关法律及程序不完善等现实困境。
赵环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实践中，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并不明显、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中的政社关系依然存在控制与依附的现况，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胜任政府转移的职能？政府如何加深对社会组织的信任？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如何提升，以扩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社会认可和社会承认？
李世敏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县作为国家治理最基础的治理单位，由于其处在国家与基层民众中间的特殊地位，在现有政治制度安排和社会背景下，选择性治理和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成为县政治理的典型特征。这种治理方式不可避免地会腐蚀基层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Daniel R. Pearson
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贸易政策
翻译: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现阶段美国的方法是对中国抱怨其出口是多么地损害了美国钢铁生产者的利益，然而，相反地，这种争论应该颠倒过来，向中国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帮助美国更大的钢铁消费工业部门提高了竞争力。
万喆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高考之际，录取率引发教育公平的热议。事实上，这不止是个教育问题，而是社会和经济问题。去年提出扶贫，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建立长期和深度的人才资源扶持，这都和教育相关。这是经济改革的深度问题。
沈建华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非遗传承、保护及创新，首先须分清哪些部分适合开发，哪些部分必须得到原真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一定要在适度原则下进行，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原生态、原真性前提下，合理创新，适度创新，文化开发重在可持续传承而不在无限性逐利。
张幼文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
“包容性城镇化”概念，是一项值得关注的重要理论创新，奉行包容性原则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包容性是城镇化道路创新的核心。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
包容性城镇化新战略通过包容性发展理念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要求，对于促进和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和现实意义。包容性城镇化的实践内涵覆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城乡互动发展模式。
斯瓦兰·辛格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
为了让佛教成为亚洲融合的积极力量，中印这样的大国可以退居幕后，共同促进民间社会行动者，尤其是来自较小佛教国家如尼泊尔、泰国、斯里兰卡和缅甸当地民间行动者发挥领导作用。中印可以支持作为亚洲国家之间新的粘合剂的佛教交流。这一努力将有助于在亚洲各国间创造积极的氛围，可能也会为中印双边关系提供正能量。
易承志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市晨光学者、政治学教研室副主任,研究领域:大都市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国家建设与公民权,著有《城市化、国家建设与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问题研究》等
无论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民主-国家建设还是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均需要一条具体的实现路径。作为治理型民主和民主型治理的统一，协商民主既为转型期中国从民族走向民主-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途径，又为转型期中国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治理提供了现实选择。为此，应以协商民主有效运行推进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实现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共进。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研究领域:美国外交、大国关系,著有《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等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不战而胜”，获得此后十年的美好时光，有人称之为“历史的假期”。然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令美国安全与经济两大支柱均遭重创，颠覆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加之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有人反思并后悔那是“失去的十年”。而现在进入了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三个十年，美国变得心事重重，越来越愤怒，越来越多疑。
安邦咨询
“一带一路”战略只是开了一个头，就已显出资源不足的迹象。面向未来，如果要使中国的地缘战略有所突破，就应该有所侧重，集中突破“新丝绸之路”，在陆权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建立互补的共同市场，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产业输出、人民币输出打造新的市场。一句话，“一带一路”必须有所侧重！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
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及一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不断涌现，国际体系变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更具远见和更具包容性的战略思维，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着力实现国家利益。
何帆
财新智库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朱鹤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博士
国际经验表明，用市场化手段去产能大约要经历5到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会反复经历去库存、去产量和去产能三个阶段，产能水平会整体呈现出阶段性下降的态势。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本身的应有之义。因此，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切不能操之过急，更要避免使用行政化的方式实现“快速”去产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