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分税制的确加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分税制所导致的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
韦诸霞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
探索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行业协会的治理模式，进而在行业协会治理上，形成系统的制度应对，使行业协会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是当前社会组织治理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张立伟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法理室副主任
腐败问题之所以仍然发生，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笼子本身不够完善。当前从法治层面强化反腐败成果，需要尝试将党内有效的反对腐败做法转化为国家法律、注重国家法律和党内规章制度相协调、更加注重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通过法律明确权力的边界和责任等。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改革和社会问题两只老虎赛跑，五中全会之后，从总书记到总理到有关部门，大家其实都在说，我们要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非得要解决我们现在矛盾凸显的现实问题不可。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成长所仰仗的一个重要利好外部条件，就是由于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体系和美国专注于成为“世界银行家”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所带来的重要契机，这也是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的重要原因。
李昌庚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经济法、国有财产暨国有企业法、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改革是必须的，但问题是如何改革?改革稍有不慎，在不确定的内外因因素下，均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基于中国特殊国情。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等
中方目前的做法是：坚持不降低利率，不在意泰方采取任何融资方式。这种应对是恰当的。如果贸然答应泰方的条件，将开启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影响到沿线国家（silk road countries）其它项目的推行。
矫勇
水利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明确，水利扶贫是脱贫攻坚十大行动之一。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加强水利扶贫工作，充分发挥水利的基础性、先导性、保障性作用，加快补齐补强贫困地区水利短板。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研组
应跳出以行政村为单元制度框架，按照规模适度，重构自治单元。具体而言，按照不同地区、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利益基础、不同的文化基础，重新寻找最适合自治的单元，同时通过行政与自治的衔接体制，规范的自治规则，让自治运转起来。
李开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史、国际伦理、中国外交战略、朝核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与菲律宾正因为南海问题而关系紧张。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菲律宾总统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那么，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菲律宾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和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吗？在菲律宾大选过程中，几位候选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要调整南海政策的动向。许多中国人也在期待这种改变的到来。
刘伯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中国大陆，“五四”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奏。其实，“五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它在将中国民族主义与反日情绪正式连通的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分水岭之一。
吕德文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城市治理,代表作《街头政治:城市暴力的兴起》等
剩余部门在我国政府机构设置中极为普遍，它承担哪些看似不重要却又是组织必须承担的非常规、非专业的职能，表现为细小琐碎，难以分类、定性的剩余事务；它的行政资源普遍不足却又事实上拥有自由裁量权，表现为街头治理容易发生冲突。通过剩余部门视角，可以部分解释以城管部门为代表的机构膨胀、城市暴力等现象。
王文彬
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当前我国村改居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精确化培育,而精确化培育需关注三个环节,即努力完善有利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和使用好社区公益事业专项补助资金。
狄金华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与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郑丹丹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农村家庭伦理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伦理沦丧而是伦理转向——与传统重视亲代（父母）的“上位优先型伦理”不同，当下家庭资源分配更加重视向孙代的“下位优先型伦理”。在这种伦理转向过程中，个体在进行家庭资源分配时，其优先将资源供给自己的子女而不是父母，“恩往下流”成为了当下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一种趋势特征。
菲利普•斯蒂芬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这位假定的提名人并不是保守派人士，甚至不算是共和党人。他的竞选平台夹杂着左翼的经济民粹主义和异常丑陋的右翼民族主义。对于号称是其外交政策的政见，最准确的形容是好斗的孤立主义。筑墙隔离墨西哥和把穆斯林挡在美国门外——这些都不是容易改口的政策。
孙飞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后
本轮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立足于现实背景，重点抓好以下6个层面工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形成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引擎；有为的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发力；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市场化手段推进国有企业的债转股改造；国企改革与去产能深度融合协同前行；以“减人”为突破口，积极推进社会托底的保障政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