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教研室主任
我觉得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要慢慢从完全的经济改革的思维方式、或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那种思路转变过来。政治不是什么制度更有效这么简单，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没有哪种选择，可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但政治要让大家有个安顿，去面对其中的困难。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兼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领域: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危机管理等,著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等
全球治理概念产生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领域，但其远离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反思。在全球治理新范式中，治理的问题、主体和机制及其关系都更为复杂，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观念也需要随之发生转变，因而亟需一种新的研究议程。
刘文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高强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主持人:彦文
适度规模不等于无限制地规模化，过度规模化后边际效益递减会降低家庭农场经济效率，并且会导致过度雇佣化，使得农业生产过度依赖于家庭成员之外的劳动力，背离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初衷和优势。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王莹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
如何杜绝那些以市场化改革为初衷却最终以行政干涉越来越多而收场的“逆改革”、“假改革”现象呢？魏加宁、王莹莹认为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构建一系列机制体制，彻底改变过去完全由政府主导下的以单一的行政手段推动的传统改革推进模式，动员和吸收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改革中来，探索建立起合理利益表达、良性社会博弈的机制。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在新常态下，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全面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并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就业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等值化，使城乡居民能够享受等值的生活水准和生活品质。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著有《中国边缘地带的经济增长》等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的城镇化，是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的城镇化，是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的城镇化，是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的城镇化，是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统筹的城镇化。
高建设
江西省委党校省情舆情研究所副教授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排在乡镇事业编干部工作压力前三位的分别是“权力小而责任大”（占58.56%）、“检查考核评比多”（占56.02%）、“综治维稳任务重”（占46.55%）。关心乡镇事业编干部的成长，了解他们的忧虑、困惑和期盼，对于加强江西乃至全国乡镇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政策执行力、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李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教研室主任
卢梭认为现代社会最大的僭主是公共意见，所以现代教育就要培养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有同情心、自由的人，这才是现代社会的人民政治能够作用的前提，而这样一种教育比所有的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更重要，教育所要培养的是能够在现代城邦中生活的“自然的人”——即生活在社会中的“脱离社会的人”。
李勇华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政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教授,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党史党建、乡村治理和村级组织建设
城乡发展一体化，内涵着城乡治理一体化或者说城乡融合治理，必然要求破除乡—村分割治理的格局，通过“整体性治理”提升管理效益与效率。为此，必须重塑乡—村体制，其重要路径是对“乡政村治”作些调整、实现村民自治的转型，即转变村民自治纯粹“群众自治”的性质，成为一个带有“准”基层政权性质的“类”地方自治的自治体，解除日益凸显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弊病。
郐艳丽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人文地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规划、区域规划,著有《东北地区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等
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具有政策性和人文性传统，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治理制度保证乡村地区的正常运行和乡村建设的有序展开。当前乡村管理面临整体性、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危机，由于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乡村治理基础的回归，乡村管理走向乡村治理成为历史的必然。推行以人为本的乡村治理逻辑，通过乡村立法、乡村秩序重构以及乡村规划实施制度的完善是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路径。
杨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
集体建设用地制度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低成本建设用地的同时，加剧了地权冲突，造成了土地收益分配的不公，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正当性和合理性，其实践效果的负面性日益明显。近年来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实践试图解决其弊端，但由于地方性规则和国家法的冲突以及国家法在制度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地方性制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地权体系的混乱。于是，有必要探索整体性的法律规则的修改，以克服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制度的内在冲突。
郑万军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农村空心化的严峻现实。基本的路径在于，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积极进行农村空心化的治理，并改善和提升乡村治理，以良好的乡村治理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最终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副主任
为什么要提出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法治城市化？因为传统城市化存在一系列乱象，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其突出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在人口城市化上，进城农民工不能实现市民化，农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实现；二是在土地城市化上，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农民住房，农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实现。
李克军
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在国定贫困县担任书记、县长7年
由于传统的思维惯性和陈旧的工作方式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基层党建工作中极易出现一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相背离的做法和倾向，并带来事与愿违的消极后果。
范鹏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迈向现代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基本规律，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取向。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前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扶贫,著有《转型中的农村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战略》等
中国乡村的变迁在集体主义之后，经历了“前三农”时代，“三农”时代，最后进入到了“后三农”时代。这一系列变化实质上是中国乡村变迁中的国家-社会-农民三者关系的变化。不同时期的这一三角关系呈现了不同的利益组合和分野，构成了中国发展变迁的重要内容。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