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亚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与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相邻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竞争中偶有合作乃是土伊关系的常态。正如美国学者亨利·巴基所言，土耳其与伊朗就像是镜里镜外，如此相似又截然不同，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彼此的深层利益。
邹庆国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政党与社会、地方党委领导制度科学化、基层党组织功能变迁,著有《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制的组织形态与运作机制研究》等
王世谊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高压反腐的政策压力在由上及下的层级传导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呈现出效力衰减倾向，成为当前中国腐败治理的现实难题。对反腐目标的认知偏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涟漪效应”、基于规避连带责任追究的“共谋现象”、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基层人情化社会结构与权力运行的内在张力是主要诱因。
易承志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大都市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国家建设与公民权,著有《城市化、国家建设与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问题研究》等
研究发现，公民对基层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到其参加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行为，而内在效能感对公民参加基层民主选举的投票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当前公民对基层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高，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公民对基层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促进城乡基层民主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曹健
清华大学医疗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医疗卫生经济、医院资本运作和医院管理等,出版《医院产业资本运作与集群化》等著作
互联网医院这一新型业态要想实现快速和实质性的发展，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突破医保障碍；医疗机构信息化互联互通；监管政策配套；确立商业模式等。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不是海市蜃楼，它要靠一大批有实力、有经验、有闯劲儿的智库学者作为支撑。一个优秀的智库学者则需要具备较好的“政策感觉”，这正是智库建设的关键环节和着力点。
陈亮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治理的有效性来看，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下的治理模式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在反思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从顶层制度设计、中层领域拓展、基层社会自治等三个维度推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的整体发展。
马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著有《宪法原理解读》等
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备案有狭义（主要指形式要件的审查）和广义（还包括实质要件的审查）之分，实质性审查又可分为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在我国，备案不影响文件生效，备案后的审查主要是被动审查，但备案方也有权主动进行审查。
李新
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
刘琳
长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强化基层公务员的法治观念、塑造其法治精神显得尤为重要，这将直接决定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和高度。基层公务员法治精神的塑造，就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素质养成。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有《微观经济学》等
王旸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黄伟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经贸学院讲师
现有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只关注了企业的捐赠行为，本文则通过企业家政治身份考察了企业多个维度的社会责任表现。我们发现，当企业家拥有政治身份时，企业将更多地捐赠，但是在员工劳动保护、社会保障这些更为基本的社会责任方面却无异于其他企业。当企业家主观上有较强的参政意愿时，企业也会更多地捐赠，但是该作用随着企业家参政意愿的实现而减弱或消失。并且，上述主观愿望对员工人均劳保支出或人均社保支出没有显著影响。
卜安淳
江苏省法学会宪法学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警官学院学报原主编,编审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既不在农民问题，也不在农村问题，应该是农业问题。无论如何深化改革，都不要把智慧用在弄出各种从农民手中抢夺土地、抢夺利益的方案之上。探讨农村治理，也不应该只是想着做治理的主体，把农村人口或新城镇人口都看做治理的对象。
王德福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重要举措。研究发现，各地实践中出现比较明显的偏离政策目标的错位现象，主要包括速度过快、规模过大、过度资本化和财政支持失衡，造成影响粮食安全、滋生分利秩序和产生挤出效应等诸多风险。实践错位根源于对三农系统性及其与现代化辩证关系的认识偏差，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应致力于将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需要通过构建更加合理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好地为普通农民服务。
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
执笔:韩爱红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琼海市在民生建设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民生保障机制，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不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注重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让市民感受农村的田园气息，农民享受城市的生活品质。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等
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是一个一石三鸟的改革措施，可以带来非常及时的改革红利。
吕嘉健
自由文化人,研究方向: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
中国社会严重匮乏“信任”，而“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所以由此可以准确地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程度和问题所在。一个不信任的社会表明全体国民存在着较严重的社会心理症结。失去了信念、信赖、信心和信奉，一旦有事，整个社会将无法组织起来，更不能自治与自救。
陈兴利
菲律宾华商, 新加坡管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一支协同合作的外交政策团队大概需要花点时间去组建，而一项有意义的南海政策也需要等待提交国会处理。当然，尽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一般是无党派性的，美国对南海的政策很可能在新政府下会有新举措。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从短期看，应该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把顶层设计的精神落实到地方改革的实践中，鼓励地方创新，为地方留足创新的空间。从长期看，应该重新调整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减少职能交叉，建立有限职能和有限责任的政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