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游五洋
阿里研究院资深专家
随着互联网在产业纵深的渗透，传统产业运作的核心商业逻辑正在发生改变。经历过刮骨疗伤，部分传统产业正内生出一套新的神经、肌肉和血液循环系统。经过解构、重建之后的传统产业，加上纯新增的互联网产业（以电子商务为主），以及新的互联网经济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平台、互联网金融和信用平台、智能物流平台）部分，一起构成了“新实体经济”的主体。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近年来，在去产能过剩过程中，一些企业破产出现的诸如失业、重组纠纷等各类消极现象，在各级政府的政策篮子中，是有充足的应对工具的。舆论担忧有可能的失业阵痛，初衷可能是好的，但不如把目光放在如何从长远角度建立有助于企业更新换代的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与就业制度上。只有这样，才能在根子上解决各国都长期存在就业的难题。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前院长,教授
实际上，中国乡村的变迁在集体主义之后，经历了“前三农”时代，“三农”时代，最后进入到了“后三农”时代。这一系列变化实质上是中国乡村变迁中的国家-社会-农民三者关系的变化。不同时期的这一三角关系呈现了不同的利益组合和分野，构成了中国发展变迁的重要内容。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在规范化、法治化方面依然存着较大缺陷，既有的诸多体制性问题阻碍了城市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制约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统筹解决好机构性质问题，既是明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法律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明确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身份，为执法提供全面保障的前提和基础。
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
执笔:赵鑫洋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是分配正义在政策规划方面的体现。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中关于分配正义有哪些不同声音？国家所分配的东西是什么？又应该以何种原则即怎样对这些东西进行分配？
李景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原所长,著有《史前认识研究》等
全球气候变迁表面上是绿色和生态问题，而背后实际上也是人文问题。我们遇到的一些生态灾难，以及一些城市病，既是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文精神缺失和人性扭曲所造成的问题。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等
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启发和引导了良性资本主义的出场。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导致自己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的脱序。中国如何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开启自我批判的空间，直面制度缺陷并进行制度改革，从而向资本主义制度那样获得脱胎换骨的契机，是走出“重霾”的前提。
张炜
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哲学博士,教授
高等教育的产出不仅要有毕业生，也要有科研和社会服务成果。高等教育质量的范畴，包括了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和社会服务质量三个方面，仅仅关注教学质量是远远不够的。
伍戈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谢洁玉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当前为应对经济存在的下行压力，经济学家们对于是否应再次较大规模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措施存在诸多争论。虽然我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已经耳熟能详，但实践中，人们往往容易奉行“拿来主义”，只看到凯恩斯提出的“结论性”政策主张，而忽视其约束条件和政策边界，从而可能产生与政策初衷相左的效果。
韩小爽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何丹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
工业社区不失为大都市区近郊村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模式。通过调研后发现，近郊村庄符合工业社区的基本特征，为周围工业园区提供居住生活、生产服务区，形成以外来租客（租住在村庄的外来人口）为主体成员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经济综合体。但因共同意识有待加强、社会互动有待发展而处于工业社区的雏形阶段，也存在社会基础设施不甚完善、社区管理组织错位等问题。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领域: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著作有《中国社会建设战略思路与基本对策》《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等
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殷之光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埃克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革命与思想史、国际法史、当代海湾国家政治经济
“9·11”之后的世界秩序似乎走向了一个困境。一方面，以政治伊斯兰为代表的对新自由主义世界霸权的反抗，以反现代的暴力方式建立一种以“伊斯兰”为中心的新霸权秩序。另一方面，在“反恐战争”的语境下进行的战争行动，则从一开始便继承了老布什时代美国在全球推行的“世界新秩序”霸权。
朱法华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电力环保科研、政策与管理等
超低排放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我国为何要实施超低排放？超低排放技术、经济是否可行？具有怎样的环境效益？业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笔者认为，中国实施煤电超低排放势在必行，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将具有积极影响。
张慧鹏
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以去集体化、商品化、产业化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自发地引导农业朝着石油化工模式转变。这是今天中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不改变既有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实现向生态农业的回归，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著有《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等
“一带一路”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固定的框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不断的发展。如果跟FTA比的话，“一带一路”更像海外援助。日本在50年代后期就开始对外，特别是对新兴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到70年代，日本的对外援助基本上处于最高峰期，援助的对象大部分集中在亚洲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获得日本将近30年的海外开发援助。
曲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王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所长
英国将于2016年6月就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投，这成为影响欧洲前途的重大事件。事实上，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启以来，英欧关系就常生龃龉。英国此次搞“脱欧”并非一时兴起，其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不仅是其长久以来“疑欧主义”情绪的极端表现，亦是国内政治围绕复杂“欧洲问题”所展开的激烈博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