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
集体建设用地制度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低成本建设用地的同时，加剧了地权冲突，造成了土地收益分配的不公，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正当性和合理性，其实践效果的负面性日益明显。近年来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实践试图解决其弊端，但由于地方性规则和国家法的冲突以及国家法在制度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地方性制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地权体系的混乱。于是，有必要探索整体性的法律规则的修改，以克服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制度的内在冲突。
郑万军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农村空心化的严峻现实。基本的路径在于，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积极进行农村空心化的治理，并改善和提升乡村治理，以良好的乡村治理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最终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副主任
为什么要提出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法治城市化？因为传统城市化存在一系列乱象，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其突出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在人口城市化上，进城农民工不能实现市民化，农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实现；二是在土地城市化上，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农民住房，农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实现。
李克军
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在国定贫困县担任书记、县长7年
由于传统的思维惯性和陈旧的工作方式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基层党建工作中极易出现一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相背离的做法和倾向，并带来事与愿违的消极后果。
范鹏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迈向现代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基本规律，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取向。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前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扶贫,著有《转型中的农村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战略》等
中国乡村的变迁在集体主义之后，经历了“前三农”时代，“三农”时代，最后进入到了“后三农”时代。这一系列变化实质上是中国乡村变迁中的国家-社会-农民三者关系的变化。不同时期的这一三角关系呈现了不同的利益组合和分野，构成了中国发展变迁的重要内容。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著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
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在中国特色的指引下，践行科学治理、民主治理、法治治理、善于治理等四个基本要义。同时，国家治理主要涵盖八大领域，它是一个系统化的结构，是一个宏大的治理体系。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理解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问题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把目前整个广义的治理体系仅仅理解为只有一条线。其实这个治理体系是包含行政、立法、司法等一套完整体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说只要其中某一部分发挥作用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部分都让它形同虚设，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
何哲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
只有在一定社会边界条件实现的情况下，使得一个社会内生性的形成自我强化和稳定的社会状态并进入到能够推动持续发展的自稳定演化路径中，这一社会才能够通过持续的演化发展实现国家富裕和社会稳定。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陪审制的核心是“随机挑，当庭判”。只要陪审制度落实了，那么审判委员会一定虚化了，院长虚化了。审判委员会实了，或者院长权力实在化，陪审就一定是虚的。两者之间，不可调和。陪审员说了算，院长说了就不算。院长说了算，陪审员说了就不算。
张华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姜晨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斯洛文尼亚是中东欧地区较有潜力、前景较好的投资目的国之一，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但是对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亨利·吉鲁
美国和加拿大学者、文化批评家、美国批判教育学创始理论家之一
翻译:吴万伟
文化、权力和政治的融合已经造就了以逃避政治和社会责任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在五六家公司主导媒体生态并炮制出塑造我们生活的报道的时代，民主的信任机制失灵，公共美德让位于掠夺成性的赌场资本主义形式，思想被局限在瞬间性文化之中。政治如今成为一种表演，一种镶嵌在迷人景观中的反政治。
李希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素养与跨文化对话教席负责人
中国要建成“一带一路”经济带，需要建成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圈、文明圈的“文化强国”。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中国价值和中国梦。无论是搞文化强国项目，还是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
亨利·吉鲁
美国和加拿大学者、文化批评家、美国批判教育学创始理论家之一
吴万伟 译
文化、权力和政治的融合已经造就了以逃避政治和社会责任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在五六家公司主导媒体生态并炮制出塑造我们生活的报道的时代，民主的信任机制失灵，公共美德让位于掠夺成性的赌场资本主义形式，思想被局限在瞬间性文化之中。政治如今成为一种表演，一种镶嵌在迷人景观中的反政治。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对于这个争论，我们有必要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当代国际秩序是不是一个不利于中国因而强大后的中国必须予以推翻的体系？第二，如果意图破旧立新，对当今国际秩序有好的替代体系吗？
陈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当前民粹主义生存的土壤并没有消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诸多矛盾，挫败者的民粹主义情绪正在上升。逆转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的充足化，以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