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宪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公法导论、软法、信息产业等,著有《行政法学》等
城管执法者们为了维护城市秩序，履行政府交付他们的职责，完成领导布置给他们的执法任务，对不服从管理、抵制、抗拒执法者则往往强行执法，甚至暴力执法、野蛮执法，从而导致“城管执法悲剧”多年来接连不断地在全国各地上演，严重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影响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实现。
李箴
中央党校教务部教务处处长
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协商是协商民主的实现途径之一。网络协商民主实践的三大途径：构建协商主体的“广泛”培养机制；构建协商渠道的“多层”整合机制；构建协商过程的“制度化”执行机制。
刘启川
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宪法学、行政法学
当下我国交通警察权能事项过于庞杂，严重影响甚至侵蚀其他行政权能，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因而，应对交通警察权能格局予以法治化改革。以交通警察权蕴含的价值与功能预设系统指导其权能改革是较为科学的路径。
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
大连打造“网格+网络”的综治信息化平台，一方面创新了社会治理，走向智慧化、立体化、平台化、服务化；另一方面，“提质”“增效”公共服务，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简化了办事程序手续，节省了办事时间成本，增强了服务效能。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用市场的逻辑和方法来界定城市的拥堵，来判断这个城市的活力，判断其发展空间有多大，这是很重要的。在城市里，能动的东西，包括资本，包括人，都要让其动起来，而不要从行政上给予其身份的限制，不让其流动。不动的是房地产，所以城市的治理要以房地产为基础，让公共服务对资本和劳动力，而不仅仅是对身份和人才开放，而与房地产形成一个受益和付费的关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等,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在很大程度上说，整个近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源自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育体制，首先就要改变教育哲学。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教育哲学，那么任何有意义的体制变革都将是不可能的。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当前中国社会风气的不良倾向，可以归纳为诚信缺失、潜规则盛行、社会心态趋于暴力化三类基本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社会规范失守后的种种表现。其根源既有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有法律规则的失守。因此，必须在加强依法治国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段忠贤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社会扶贫存在着突出的“碎片化”现象，包括政策分散、管理分散、资金分散、项目分散、队伍分散、对象分散、宣传分散等，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综合治理。
向玉乔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著有《生态经济伦理研究》等
道德记忆是当代人类推进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资源。前人治理国家留下的善治经验和恶治教训，需要通过人类的道德记忆来传承，并为当代国家治理的实践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彭宗峰
管理学博士,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政治社会与政治经济理论、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
政府改革与社会转型推动了社区治理的兴起。透过治理概念这个棱镜所折射出的多维光谱：它推动的管理革新促使服务型政府寻找一条能够提高社区管理效率的新路径；它隐含的自治变革推动服务型政府实现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它要求的伦理重塑助推服务型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伦理化。面对多元力量以及多种维度潜在的冲突，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如何反映在社区治理中是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新问题。
王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只要我们在秉持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的认识基础上，突破既有现实的思维定式和框架限制，未尝不可采取一些令大家跌破眼镜、具有创造性智慧和政治勇气的做法，大幅增进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从而促使两岸早日共同解决遗留多年的历史问题。
人民论坛课题调研组
执笔:孙墨笛、杨宏山
协调发展理论主张通过政策手段调节城乡发展，发挥城市经济的效率优势，同时对农村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加快小城镇发展，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使全体居民都能共享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成果。
宋志军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社会参与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律、“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及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社会参与实质上是社会力量参与，其主体包括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组织及志愿者等。为了实现社会参与的有序性和常态化，应建立有序参与和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
王德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研究
表面看来，农民似乎依然延续了以牺牲家庭完整性为代价求得家庭生存发展的理性逻辑，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留守儿童体现出来的抚育问题并不意味着代际关系中向下轨道出现了问题，留守老人所代表的赡养问题却可能意味着代际关系向上轨道的危机，也就是说，双轨平衡的代际关系正在重组。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法律社会学、群体性事件、信访问题
在当前宏观体制机制一时难有大的改变的条件下，“镇级市”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但长远来看，如何通过合理地安排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打破“镇级市”所蕴含的行政中心主义和政府中心主义思维及其困境，是今后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马淑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产业政策、产业组织及企业研究、日本海外开发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并购研究等
老龄化不仅加重了日本财政负担，还严重影响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中国目前也面临同样问题，已进入“未富先老”阶段，在完善社保体制、充实社保基金以及探索养老设施模式上，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前车之鉴。建议：尽快建立全国社保统筹制度；充实全国社保资金；发展养老产业。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