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全球失衡内嵌于全球治理体系。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三个重要维度：货币、金融和贸易。全球失衡始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它开启了廉价美元时代，引发了蝴蝶效应。它为石油等商品价格上涨埋下了伏笔，从而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负有直接责任，进而又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浪潮。8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FDI的兴起和价值链贸易的升温，全球失衡加剧；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失衡的全球化进入高光时期，2008年为峰值，其后便是所谓的“逆全球化”，目前仍处在加速阶段。
施东辉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尽管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重塑，但美元作为外汇交易的核心货币、全球贸易的计价货币、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融资货币，目前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仍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虽然“去美元化”的呼声不绝于耳，美元在外汇储备和跨境支付结算中的占比也持续下降，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中的表现来看，总体而言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当前，美元霸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和经济格局的重构。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安倍宣布辞职除了其自身病情原因外还有政治考量。就目前形势看，菅义伟有极大可能接任首相，其政策路线大概率将延续安倍的方针。因此，短期而言中日关系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日关系在现在的基础上是否会激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由于新首相执政时间较短，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目前还不明朗。为应对将来的不确定性，中方应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争取在下一次大选前将协议落地。
马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项安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贾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关键举措，是进一步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枢纽环节。设立投资运营公司是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需要，可以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充当“隔离层”和“防火墙”；设立投资运营公司是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需要，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需要；投资运营公司是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枢纽环节。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未来，在外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的压力下，中国将重点推动“国内大循环”、兼顾“国内国际双循环”。这种转变之下，中国特别需要冷静而清醒地警惕两种迹象：一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式发展，认为靠“举国之力”、“自主创新”能搞成所有事；另一种是非市场经济化，轻视甚至忽略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推崇“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计划经济。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科大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裴琳娜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阶段且面临多重叠加风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既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又需要规避技术风险复杂性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叠加效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来。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全球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贸易不仅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的关键因素。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构建更高层次开放合作新格局，是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目标，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释放经济转型升级内需潜力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
许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面对新冠疫情对开放世界的挑战，如何在社会的公共安全和个体的自由流动之间取得平衡，需要精细化、动态化的敏捷治理。显然，无论是之前的“单位制”，还是层层下压的官僚体制，抑或立足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均无法应对复杂多元的社会目标，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就此而言，中国推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健康码”，正逢其时。但是，面对这一全新事物，如何从法律层面判断其性质，反思其正当性，进而作出制度上的调适，还有待全面、系统的检视。
胡仕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研究员、所长、博导
王珏
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馆员
印中加勒万河谷冲突使两国关系跌至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谷。此次冲突看起来具有偶然性，实则是莫迪政府对华奉行示强外交、追求“高风险高收益”政策效果的一种必然结果。其后印度对华示强外交的举措更加频密，带有寻机报复的直接考量，更有其深层逻辑。其中，既有印度常年追求“绝对安全”与主导地区秩序的政策惯性，也有莫迪政府有意利用外部战略环境利好谋求对华“变道超车”的发展路径选择。印中关系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印国内政治生态的右倾色彩则为该冲突及莫迪政府对华示强外交预置了底色。
欧纯智
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现象。尤其是防疫物资运不进疫区等敏感问题，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以及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毫无疑问，疫情背景下有逆全球化特征的供应链再配置正在悄悄进行，客观上在改变世界。中国引导供应链的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注重构建有主题的工业园区形成供应链的集聚，以综合成本优势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重金投入数字产业的研发和创新，并紧密结合结构性改革中的机制优化，注重以资本优势升级中国的数字产业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的判断，国内大循环将受阻于订单不足、收入下降之间的恶性小循环。收入普遍受到了冲击，低收入人群受到冲击更大，导致了需求下降、订单不足，自然会导致就业和收入受到影响，反过来再影响到需求，所以“订单不足+收入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小循环。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不在供给端、不在企业，应该是在需求端，尤其是在低收入阶层。
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土地供应的减少，会推动大城市地价和房价的上升。过分高涨的大城市房价，迫使大量劳动力提前离开了生产率更高的大城市，造成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错配，从而降低了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谢长泰和合作者的研究表明，这种错配使美国损失了9个百分点的GDP。而陆铭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在2003年之后，由于我国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大量向生产率较低且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倾斜，东部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和房价变得过高，从而减少了东部大城市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这显然损害了我国的整体生产效率。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观察中国粮食产量、贸易、库存以及食物消费情况，即便对备受争议的粮食库存数据考虑给予较大误差置信区间，也只能得出中国基本粮食安全有比较可靠保障的判断。当代粮食安全保障发生实质性改观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取向体制变迁加上农业科技与现代投入条件，推动粮食供给侧生产能力实现历史性跃迁。需求侧原因则在于，主要受人口与收入驱动的粮食需求仍保持增长，然而其增速受多方面结构性因素制约低于较早期估测水平。供求两侧基本趋势及其背后结构性变量的动态匹配，现实构建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条件。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从哲学上来说，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刻画最形象不过。总体来看，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是促进“内循环”的逻辑起点，增强企业投资空间和意愿是促进“内循环”的关键载体，做大做强都市圈是促进“内循环”的关键一役，做稳做实外贸基本盘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主动调整。一方面，疫情冲击带来我国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不仅出口面临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影响，而且进口也面临国际供应链调整和美国“技术断供”的制约；另一方面，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经济和市场规模占全球的份额将继续上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我们可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注入新动力。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市场下一步是否能维持一种持续而开放的“安全感”，这一点非常重要。从货币政策的角度，中国央行维持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利差，可以说是为人民币汇率带来稳定的主要因素。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是减少波动、发现价格的根源。当然，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推进是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基础因素。这些会带来中国资本市场保持持续的“活水”，从而实现资产的盘活，和经济的复苏。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