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高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长期看，我国面临的不是就业压力，而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一要充分认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多生育。二是要将经济增长由报酬递减的领域转移到报酬递增的领域。三是鼓励国内不同地区雁型模式发展。对于中西部多数地区，不要盲目和一味排斥投资，要深刻认识到：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随着经济发展会发生变化；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我国储蓄率的下降已经并将继续超出我们的想象。要看到，即便美国第三产业如此发达，依然在招商引资，期盼制造业回归。
韩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是当前中欧关系中的重要优先事项之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对中欧双方而言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战略意义。建议在投资自由化方面，谈判应把握好开放“度”；在安全审查方面，安全例外条款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选项，应完善国内安全审查立法，寻求“平衡博弈”；在国有企业问题方面，谈判应把握从国际投资角度规范国有企业与国际贸易角度规范国有企业的差异，同时应确保中国国有企业对欧投资不受歧视性对待。
吴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字节跳动的声明隐含着三个法律主张：针对字节跳动的行政命令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将会损害表达自由；并破坏美国市场准入的法律体系。在当前的情境下，第三项法律主张实际上只是在表达一种浓重的失望，而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前两项主张。无论字节跳动采取法律措施的结果如何，都是一个企业在一个制度化的体系中追求自己可预期的权利。
冯奎
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求，以城市群、都市圈等作为城镇化主体，充分释放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动能。而中国的城市群与都市圈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核心城市的承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县城等中小城市的吸引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小城镇的特色与差异化分工优势需要进一步形成；城乡要素需要进一步实现自由流动，乡村发展滞后的局面需要得到缓解；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基础设施与要素联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等等。这说明城市群、都市圈的成长性强、发展的后劲足、未来的空间巨大，是投资建设的重点。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美关系很重要，不能任由对手涂抹改造。我们应避免完全在对手布设的轨道里行棋，而要争取更主动的议题设置权和更广阔的策略施展空间。对手布下的棋子并非所有都必须跟，对于那些挑战我们核心利益的，我们不得不跟，但跟的节奏可以掌握。对手越是急躁，我们越需冷静；对手越不专业，我们越要重视操作的专业性；对手越鼓吹竞争对抗，我们越有必要深化对中美关系的全面理解，在加强策略性斗争的同时不能没有挽救中美关系的姿态和举动。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传统的认识，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TFP主要来源于教育普及、人力资本增加、知识进展和技术进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变动，TFP在GDP增长中的比率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初这样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后来又下降一半，甚至更低。是一个经济变动规律的悖论，也是一个经济学之迷。而我认为，其并不主要来自于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体制从一元向二元改革释放的红利。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相比起经济高增长，经济绩效更重要，中国经济奇迹本质上表现为经济绩效的大幅度改善。而经济绩效的改善并非来自于增长率的提高，而是来自于衰减率和衰减幅度的大幅度下降。并且，从全球来看，穷国和富国的经济绩效差别不在于增长率，而在于负衰减率和衰减频率。经济绩效衰减部分的减少，则与一个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权利秩序有关系。下一步我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无论国际环境多么严峻，中国唯有进一步地开放权利——既包括对内权利的进一步开放，也包括对外权利的开放。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京东数科研究院院长
张彧通
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伴随着美国政府宣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并转向“全面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蔓延。目前看来，中美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持续脱钩正在将两国推向最危险的未来。最好的对策不失为，我们应当以“我”为主，一方面继续坚持“双循环”，不断寻求自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理性可控，对美国的极限刺激沉得住气，合理反击但不使事态失控，放眼3个月之后的变局。
刘云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嘉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博士研究生
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空间形态，是城市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城镇人口总体上仍然趋于空间集聚的前提下，都市圈将是中国城镇人口的重要载体，推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有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特色小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面对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中国需要调整发展策略。在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大方向之下，中国未来的道路如何走下去？需要的就是“八字方针”——独立自主，全面开放。至于现在大局演变中最重要的抓手，其实就是两个：一个长江经济带和长江黄金水道的建设；另一个就是“氢能社会”的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长江黄金水道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转移的问题，更大的前途在于中西部消费市场的建设以及城市建设，并且由长江而扩展到整个中西部，这才是本意。而“氢能社会”的建设，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能源安全的问题。
刘振伟
全国人大农委副主任委员
《民法典》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特别法人资格，明确了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类型。这样，农村三类组织的治理结构就有了上位法基础。目前，农村各类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由党章党规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民委员会分别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法律规范。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乡村振兴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对于中国而言，将自研新冠疫苗定性为国际健康公共品在当下的全球健康和发展治理动态中具有正面意义。但在国际疫苗市场上，这仅仅是一个主动性立场。中国自研新冠疫苗的境外使用必须处理好我国在医疗卫生产品的向外流动过程依然面临的多重复杂因素叠加效应。可以说，主动将自研新冠疫苗定性为全球卫生公共品是一个有意义且相对简单的步骤，使之成为现实则需要做出艰辛的努力。
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赵锂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经验结果表明，地区法治水平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始终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改革只有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高法治地区才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在改革后三年会持续存在，并且，这一改革对非发明类专利的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在作用机制方面，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提高研发效率而实现的。研究表明，法治作为约束政府权力的重要机制，对于行政审批改革促进企业创新发挥着关键性条件作用。而研发投资回报率相对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提高亦是行政审批改革促进企业研发绩效的重要条件。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重要开放门户”，就是要充分发挥海南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背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以加强海南和东南亚产业合作为重点，提升海南面向泛南海区域的重要影响力。尽快形成“重要影响力”是打造“重要开放门户”的重大任务。而把握大局，自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才能赢得海南发展的重要机遇，才能开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局面，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中拓展自身发展空间。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虽然瑞银企业家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出口制造业企业已经、或有计划将部分产能转移出中国，但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可观规模和快速增长也可能吸引了一些主要服务中国市场的企业继续在中国生产、甚至将其部分生产移至中国。同时，鉴于企业普遍很在意生产成本高低、是否存在相关供应链、基础设施是否完善、以及生产地的宏观环境和汇率是否稳定，我们认为中国可能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许耀桐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祺
河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完善发展的思路：一是优化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推动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健全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构建起全方位行政监督体系；二是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加快政府职责体系的规范化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三是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加强党政机构限额管理，推进机构与人员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四是健全数字政府治理体制，建立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五是建立制度化的政府间分权体系，构建起完善系统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制度体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