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殷之光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埃克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19世纪上半叶，在打开中国国门的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正处在海外贸易与国内政治的主导权由传统旧贵族重商主义转向新兴资产阶级构成的自由商人群体的关键时刻，一个跨越国境，由鸦片贸易商、金融服务商与政治代理人携手，建基于议会政治的“深层政府”运行模式正在逐渐形成。鸦片战争的爆发，正是由这些自由商人游说英国政府的结果。他们的这些行动，不仅重塑了英帝国在全球实施其霸权的方式，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拖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况。
王丹利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但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
邓宇
西泽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
从时间轴来看，“双循环”体系的提出与十四五规划相得益彰，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五至十年中国发展布局与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调整。稳定的增长、技术创新、制度性改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中国经济保持独一无二的增长趋势的重要驱动。当然，“双循环”体系的转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处于不确定性增加的周期，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这需要加大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更加注重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的互动性，实现二者的平衡，为“双循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
陈文辉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要提高我国工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要解决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的问题。2020年，5G网络大规模商用，将大幅降低组建工业专网的难度和成本。阿里云、腾讯云已通过toC业务实现了规模经济，可以较低的成本为工业企业提供云计算等基础设施服务，节约大量原用于购买IT设备和雇佣专业人员的投入。目前主要难点在于工业软件长期被国外厂商垄断，费用昂贵且存在断供风险，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我国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过去四十年乃至过去七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后面四十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奠定的基础。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还要尽可能继续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考虑到劳动人口减少这一不利因素，我们要在资本积累，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面再多下功夫，同时在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上多做工作，把这两个收敛因素用足，以最大努力去追求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孙成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对外决策到底谁说了算？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当然是总统说了算，但这并不代表幕僚没有施加决策影响的空间，而历任总统大相径庭的执政风格和管理方式——比如里根总统抓大放小的做法，多少都会给幕僚留出一定的影响决策空间。特朗普轻视团队建设、漠视决策机制、重视下属忠诚的执政风格则让白宫对外决策基本上沿着“特朗普主义”的主干道一路狂奔。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要自力更生，是有明显偏差的极端化认识。更为注重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处理好内外双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但现在更倚重于内循环，是外部环境变化的形势使然，是很有必要的。促进内循环的举措主要包括：第一，抓好“两新一重”为重点的有效投融资；第二，优化收入再分配；第三，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第四，支持企业做好外贸与必要的“出口转内销”；第五，继续深化全面配套改革。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历史上不断有人以及国家推动限制利率上限的那些法律和举措，还有一些道德规范也希望能限制利率上限。但这些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这种道德规范越是对放贷人敌意，越把有钱的本来可以放贷的人吓跑了，资金供应量只会越低。资金供应量越低，借贷的交易安全也越低，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得资金成本利率值会更高，而不会更低。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适度下调法律保护利率水平的要求有其合理性。这符合近年来不断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政策大方向，2018年和2019年，在监管部门的支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显著下降。适度下调法律保护利率，可以进一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过去半年来，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尤其困难，如果能降低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既能支持小微企业活下去，也有助于就业、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不过法律保护利率水平的下调也不宜过快、过大。调整法律保护的利率水平应该努力在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保护民间借贷的积极性之间求得平衡。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货币的双循环是实体经济双循环的支柱。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和人民币的海外循环就是我国实体经济国际循环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这就要求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国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利率、汇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现在需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迎来了新的时间窗口。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的民营经济正在出现系统性的“弱化”，除了在资本追逐的互联网科技等少数领域之外，在大多数产业领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老化”、“弱化”、“退化”、“钝化”的现象。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众多民营企业带来用工困难、订单严重萎缩、物流不畅、资金链条断裂等严峻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风险防控的压力较大，民营经济外部环境从长期看不容乐观，实际上也意味着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困难和低谷阶段。
史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活动的畅通、连续。畅通包括国内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区域之间的畅通，也包括国内与国外的经济联通。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是：打通创新链、强化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要办好自己的事，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加快转向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那么，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可能会实质性加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是沿着附加值阶梯向上攀升的，附加值低的活动将被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中国则成为全球关键技术生产和开发的一个中心节点。而在近期内，中国经济决策的战略意图是对冲全球持续不断的割裂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它对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参与不受影响。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摆脱其“世界工厂”角色，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精细的消费市场。
吴琳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印度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对多极世界格局构建产生影响，对其自身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印方据此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通过“议题联盟”“不对称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和宣扬“印度方式”，削弱“一带一路”向心力；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国主导该地区；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未来，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在警惕印美地缘战略互动的同时，应着眼大局，妥善管控分歧，并利用印度在经济、技术上的政策不确定性争取合作。
王锦杰（华东政法大学 博士研究生，福州市政府办公厅政策法规处 副处长
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行政领导制度。从行政决策的角度，行政首长在本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内享有最终的行政决策权，就此承担责任。合法性审查作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一种内部辅助性的程序设计，仅具有“建议权”的价值属性，应当服务、服从于宪法所设定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合法性审查不能对行政首长行使重大行政决策权产生实质性的剥夺效应。在宪法框架下，“合法性审查”程序及其内在机理，在解释论的视角应当以“合法性论证”为最终归宿。
毛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财政金融制度（主要是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是影响地方公共债务增长的主因。财政分权反映政府间财政关系，金融分权反映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这两者取决于政治、经济等根本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调顺了关系，将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存在的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降低地方政府举债激励，提高金融机构参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风险审慎度，从而根治地方公共债务风险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