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戚聿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李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在新经济的运行逻辑下，传统上基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安全等因素而产生的政府规制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为适应新经济发展，政府规制改革势在必行。为此，方向上应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内容上从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方式上从歧视性规制转向公平竞争规制，方法上从正面清单制转向负面清单制，流程上从前置审批转向后置监管，机构上从专业型部门转向综合型部门，机制上注重使用“规制沙盒”。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
翻译：韦玮
扩大居民消费在中国总需求的比重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增加劳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这进而需要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低工资政策是中国过去所有非农业工人直接或间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工资水平由中央决定的时代的遗留。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引起大规模工资通胀的情况下改变低工资政策，而这又可能导致大规模商品通胀。同时，还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增加公共消费，包括环境保护和恢复，创造和维护青山绿水，提供可负担的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网络。政府还必须支持中国本土创新能力的扩展，尤其是通过基础研究，以确保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侯启缘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面对当时一穷二白的局面，邓小平曾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来，深圳人正是凭借敢拼敢闯、务实在创新精神，把一个东南沿海的小渔村，建设成为了如今的现代化大城市，堪称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进入新时代，深圳以“不惑”的姿态继续砥砺前行，开启新的征程、迎接新的挑战、还要完成新的重任。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深圳经济特区设立40周年为契机，中央从改革顶层设计出发，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验，将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旗帜的深圳特区，迈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步伐，开始中国在改革深水区创新改革方式方法“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新一轮探索。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央的现代化通盘战略部署上，让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示范区，所赋予的份量和期待，的确是非比寻常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项目组
俄罗斯在去美元化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排名中，俄罗斯已经降至世界第11位，特别是在西方联合经济制裁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一直深陷泥泞；疫情影响下，虽然俄罗斯央行出手干预以应对卢布贬值，但并不如人意，卢布贬值幅度仍十分巨大。囿于自身颇为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动荡不安的卢布币值，如果俄罗斯试图以本币来实现“去美元化”进程，注定会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俄罗斯依旧坚决采取措施减少美元使用，这在短期内是为了捍卫国内的经济金融安全，从长期来看亦是对俄罗斯经济的一场极大考验。
何渊
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显然是一部公法和私法深度融合的法律，一方面，通过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民事诉讼机制，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专门政府监管机构和制定强制性法律规范，用罚款等行政手段监管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体现了“企业自我规制+政府强力规制”的合作治理，最终在数据领域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看，《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并不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而是两个有交叉关系的平行法律。
刘志广
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可能是经济全球化今后的演化方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可能加速这一趋势的实现。区域化的实质是去世界工厂化而非去中国化，更不是去全球化。我们的战略应该强化与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嵌合发展相适应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努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既以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中国在区域化中的竞争力，也以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来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国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行，为实施这一战略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熊柴
恒大研究院
周哲
恒大研究院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9年出生率降至10.48‰，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
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先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疫情发生后，自己应对不力却疯狂甩锅，鼓吹“脱钩”，并从外交、经贸到军事对我全面打压，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全世界意图挑起“制度之争”。我们坚信，美方图谋不会得逞，但我们也需要应对之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水平经贸规则就是我们主动应对新变局的重大战略。
唐建伟
交行金研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
最近欧美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有所上升，引发对疫情二次暴发的担忧。9月下旬，美国新增确诊病例上升到4.5万例/日以上，法国、西班牙上升到1万例/日以上，英国、俄罗斯上升到6000例/日以上，德国新增病例也在增加。近期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调整，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回调，美元指数由跌转涨，都是这种担忧所导致的。我们认为，虽然疫情可能局部阶段性反弹，但是再次全球性大面积爆发的可能性较小，对此不必恐慌。三季度全球经济已经出现复苏，整体企稳向好态势不会改变。金融市场的调整也主要是对前期涨幅过大过快的修正，再次出现三月份时的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小。
刘明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
美元和欧元的竞争是相对温和的。在全球市场中，两者的竞争将持续激烈，双方都会竭力增强自己货币的吸引力。但在政府间关系层面，市场竞争这一“低政治”领域的竞争，尚不至于演变成“高政治”领域的外交对抗，主要是因为欧洲并不急于挑战美国。尽管双方意愿可能是好的，但错误计算的可能性总是不能排除的，欧洲在中东推广欧元有可能走得过远，在是否支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长远看也可能产生矛盾。币权竞争无疑将会持续，但双方都会竭力避免失控。最可能的是相互克制，限制地缘政治的紧张程度。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应以不确定性来把握整体和全局，以公共风险为思考问题的基点来谋划未来，避免片面的“工程思维”渗入到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当中。传统的确定性在消失，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构建新的确定性，以降低发展的总成本。发展目标的最大约束是公共风险，公共风险的最小化，是发展成本的最小化，也就是发展目标的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风险管理也就是国家发展的成本管理。要避免发展的波折，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共风险管理在新发展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
陶勇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也是县治的基础，作为中国基层行政单位的县，自古以来就是联系国家行政和乡村社会、承上启下的桥梁。县级政府直接服务于农村地区的农村居民，承担着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任。然而，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如此重要的财政体实际上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县级财政运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陈雨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发展可着眼于四个层次：一是通过金融科技引领，推动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第四次工业革命。二是立足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循环路径和战略基点，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三是以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为目标，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同时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四是结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优化金融改革开放布局。
冯帆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操弄“台湾牌”日益骄横，明里暗里支持民进党当局的分裂行径。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趋势是在将台湾推向“事实国家”的地位，使得两岸继续维持实质分离状态，这一战略倾向在短期内不会轻易逆转。美国所说的“维持现状”其实是维持美国能够主导的“两岸分离”的“现状”，并不是“不统、不独、不武”的中间过渡方案。美国所要求的“和平解决”是其惹事又怕事的“避战挡箭牌”。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