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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静文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杨畅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主持人:范思立

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复苏突出表现为供给端快于需求端,工业生产快于服务业,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明显好转。由于服务业在GDP中占比为55%左右,服务业的加速修复,将有助于GDP继续回升。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延续修复态势,一方面,经合组织主要经济体不断修复,对于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国内防疫进入常态化,经济修复到潜在增长水平的态势比较明显。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生产好于需求,外需好于内需的情况仍会持续。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处秘书长

赵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在贫困农村,0-3岁儿童几乎没有接受早期教育的机会,家庭养育能力和环境普遍薄弱,家长养育理念、知识匮乏,直接导致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滞后,甚至出现社会性退缩、孤独症、残疾等情况。3-6岁农村儿童,一部分在乡镇或县城接受学前教育,约有25%的儿童因就近没有幼儿园而闲散在家。儿童发展政策措施涉及多个部门,教育、卫健、民政、公安、妇联等都有相关职责,现在各方面都做一点、保障一点的模式,已无法满足农村儿童发展需求。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镇化是民生解决和改善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经起步、停滞、探索、发展四个阶段。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整体上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动力备受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民生改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破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民生难题,开拓民生发展新道路,成为未来我国民生解决和改善的重要课题。

张晓慧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

从政府兜底的单一支柱转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责任共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本经验,中国也在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当前我国的养老金体系结构中,作为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所占比重仍然过高,而市场化的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的发展还很不充分。通过税收激励鼓励个人开展养老金的储蓄和投资,发挥财富管理功能实现养老金资产的积累壮大,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是优化金融结构尤其是优化资本市场结构、纠正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失衡、促进长期资本形成的必要举措。

程雪阳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从本轮《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结果来看,虽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已经建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也得到了提高,但由于这两种制度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和机制并没有实现有效衔接,因此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结果也必然存在差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到亿万农民切身利益以及财产权的保护,而且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因此应当尽快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解决这一问题。

马晓野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

始于经贸关系的调整,刺激双方用冲撞式外交方式在各领域探究对方的行动界限甚至底线,意识形态外交的底层思维一旦确立,将对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双边关系产生最大杀伤力。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中美之间是否还有共同利益,有哪些共同利益,并将此一一列出。如果双方的共同利益被暂时忘却,如果人们不知道双方还有共同利益,如果在考虑如此重要的、事关国际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时,人们没有把双方的共同利益当作权衡的砝码,这本身就是一个应该避免的重大错误。

陶辉

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

个人数据法最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数据确权;随着个人数据量的膨胀,指望公民自己管好自己的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按照当前比较混乱的个人数据流通局面,要全面落实个人数据保护要求,政府需承担天量的监管任务,并且困难重重;个人数据垄断、割据,最终会伤害企业利益;建立以“个人数据银行”为核心的个人数据流通体系,可以成为个人、企业、政府三方得利的好事情。

殷浩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实施专项扶贫计划,并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特别是2013年以来,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取得显著的成效。我国不仅将历史性地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而且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已一劳永逸,脱贫基础不稳固、返贫风险等问题依然存在,“十四五”期间需要把减贫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框架下统筹实施,建立起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确保没有人掉到绝对贫困标准以下。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以高水平开放筑牢新发展格局的物质基础,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坚实基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迫切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更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开放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动力系统,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拓展做强做稳我国具有显著优势的产业、产品,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上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以高水平开放强化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保障,对接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可以不断为国内改革提供突破口和动力,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朱鹤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

中国在通过降息刺激需求增长方面尤其谨慎,这与发达国家应对总需求不足的政策有着显著区别。一是货币当局在2012年之后的很多年份,尤其是2015年-2017年货币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目标,一直面临着较大的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压力,一种普遍的担心是降低利率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些贬值。二是近年来非常流行和深入人心的看法是把降低利率等价于宽松货币政策,这会带来大水漫灌,而大水漫灌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各种困难,反而会让问题更加恶化。三是降低利率会刺激房价上涨,社会舆论对此非常反感,也因此对货币当局形成巨大舆论压力。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熊柴

恒大研究院

白学松

恒大研究院

连一席

恒大研究院

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和一面旗帜,用40年时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背景下,中央通过综合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先行示范重任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深圳再次担当大任,深圳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深圳再迎历史性机遇。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尽管历经变化,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职能应该分为基本职能和延展职能。对于中国而言,上合组织最初的定位仍然继续坚持,中国在上合组织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对中国而言,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说基本职能仍需要建立在以下三点的基础上:一是稳定边疆,构筑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二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三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依托。

张蛟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中,疫苗无疑是终结疫情的最有效“武器”。3月,中国将新冠病毒遗传信息公开后,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展开了一场研发和获得新冠疫苗的全球竞赛。疫苗竞赛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一些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在竞赛中处于不利境地。疫苗不应该被任何国家垄断,也不应为大国、富国专享,世界需要促进各国公平获得疫苗的机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刘志彪

南京大学商学院、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凌永辉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实现从“唯GDP论”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转变。这意味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化解房地产泡沫、市场分割、地方债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总的看来,应把握两个重点方面:一是要继续保留地方政府为谋发展而积极竞争的动力,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激励机制;二是要扬弃这种激励机制中的不合理成分,更加突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具体而言,可以从改革创新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探索和建立区域间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制等着手。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现实的体制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人民的人力资本,推动知识阶层崛起,形成“关于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正向循环。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目标并非最大化经济增长速度或短期规模效率,而是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协同发展以及作为社会基础力量的中产知识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展,使其得到回报,并形成正反馈推动转型。基于这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需要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并安排好转型的顺序,加强发展与改革的相互配合,实现多种体制资源共同演化。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余央央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经过多年医改,我国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快速增长,医疗资源日益丰富,但看病挂号“一号难求”、住院“一床难求”的状况依然难以改观。我国看病求人的根源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值得重视。但医疗服务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消费应具有公平性,即获得医疗服务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应与收入和财富相关;医疗服务与食品、住房、教育等共同构成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因此政府需要承担提供公共基本服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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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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