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
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都非常重要。这需要我们同时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来进行变革。从供给层面来说，促进消费升级就要提供更高质量的消费品，包括制造品和服务品，因此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目前有着很强消费需求但得不到满足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这些产品要增加供给，就必须打破国有企业对上述行业的垄断。需求层面，要促进消费扩大与升级，必须要有持续的收入提升。
李一花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中西方国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都是立法部门的职责。无论是委托代理理论还是宪治分权理论，都阐明了立法机关监督政府财政行为，对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实现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立足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下中国现实，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分工体系，是新时代更好发挥人大预算监督职能的重要基础。
杨显滨
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田莉
上海大学法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个人破产制度的主体范围通常是自然人，但是否包括所有的自然人，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冲破层层阻挠，一锤定音，认为主体范围包括商自然人在内的所有自然人，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确定性指引，有利于快速定分止争。此外，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构的最大障碍是有助长“恶意逃债”之嫌，故防止自然人破产主体（破产申请人，通常是债务人）权利无限放大而侵害债权人利益是《条例》有效实施的重要一环，应适当限制破产主体的权利，最大限度实现破产主体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钱智俊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亚洲
乐观预期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将凭借充裕的订单率先于20年年底-21年上半年实现大规模接种并使疫情得到逐步控制，21年产能扩大后亚太、南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也将开始大规模接种，进而使全球疫情得到较好控制；中性预期下，欧美发达国家仍将率先于20年年底-21年上半年实现大规模接种，但是疫情并不能得到充分控制，后续仍需多次接种，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的时间会相应滞后；悲观预期下，全球“有效新冠疫苗”供给不足，疫情将持续存在，直至疫苗或药物研发再次出现较大突破。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新形势下，对中国发展与欧盟的关系要有新认识：政治认知的分歧会加大，在许多方面，政治因素的嵌入性增强；经贸中的竞争力度会加大，对中国要求对等、平衡、市场、规则等会更具体化，会与实际运行挂钩；战略上，制约中国的因素增多。但从以往的历史看，中欧双方都有发展关系的意愿和动力。中国要用深化改革开放、做新型大国的实际行动，逐步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和定位；欧盟基于其内在的需要，也会务实地调整对华战略与行动。
杨伯江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在安倍任内，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寻常的曲折起伏。从2012年民主党野田内阁“购岛”引发的严重对立，到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的短暂会晤，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直到2017年5月才迎来转机，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在“后安倍时代”，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是有利于各方的智慧选择。为此，需要日本新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建设性，中日继续加强对话、保持协调合作。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郑志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葛劲峰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助理研究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表明全球实体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是不可持续的。伴随世界各国经济复苏陷入踟蹰，全球经济愈发呈现出日本化的特点，长期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成为困惑世界各国政府的难题。在全球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发展瓶颈的分析和前景的研判，全球经济刺激与复苏缓慢的失败之踵在于供给侧结构的恶化、内生需求的不足和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对潜在增长的拖累。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全球层面的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世界各国政府需要打破政策窠臼，积极谋求政策协调和全球治理，全球经济才有望在跋涉之后迎来新生契机。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
“金融发展之谜”，即金融不断演进，却没有带来金融中介成本的下降。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之谜，也是众多金融问题之关键。这表明现代金融正变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金融演进或许是一个“熵”增的过程，为了中断这个熵增过程，“干预”（不断思考什么是好金融，并采取行动去建设好金融）是必须的！而在中国怎么识别好金融？答案就是，把中介成本降下来就是好金融。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的政府在发展中要追求多目标，在多目标体系当中，经济增长应该成为“软目标”。在五年规划体系中，各级政府都要受到一些硬指标的约束。硬指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规矩”类目标，这主要是指一些禁止类的目标，是不能触碰和违背的“红线”。第二类硬指标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比如脱贫攻坚目标，就必须要定时完成。即便是遇到疫情，这些硬目标也没有放松。除此之外，很多其他发展目标应该是软性的，其中就应该有经济增长目标。
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一是强化用途管制，严格控制农转非；二是对现有存量，在尊重集体土地产权人入市意愿的前提下，挖掘建设用地存量；三是还权赋能，激活需求动力。这样才能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薄市场”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厚市场”相耦合，实现市场供需平衡，形成有序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范一飞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下同），这一定位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与政策选择。数字人民币的M0定位是货币性质和发展规律决定的。从M0的管理模式看，货币发行是中央银行的基础职责，数字人民币应坚持央行中心化管理。从M0的管理规则来看，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要按照现金进行规范管理。从M0的费用体系看，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计付利息，央行也不对兑换流通等服务收费。从M0的发行模式看，应由商业银行承担向公众兑换数字人民币的职能。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洁萌
当前，数字经济正深刻影响国民经济各领域，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将与数字经济互生共促，不断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银行应加快法定数字货币配套制度建设，在政府与市场、安全与效率、创新与规范之间寻求平衡。在传统监管方式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监管方式，制定一系列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项法律法规，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应用的全流程环节配套相应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制定研发数字货币发行的国家标准，打击非法炒作数字货币行为，为新的货币体系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促进法定数字货币和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
中国现阶段，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存在，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需要，也有中国特殊阶段的特殊需要，不能信奉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国有经济不但要存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竞争性领域也有存在必要，但是，超出这两个领域就是越位了。现实中的许多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其经营范围远远超出这些领域，必须退出和改革。要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改革的困难。不否认有多方面困难，但是，最大的阻力或困难是一些利益集团的阻挠。
来有为
美团副总裁兼美团研究院院长
尤越
美团研究院
霍景东
美团研究院
新就业形态是指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运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是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就业形态，网约配送员（骑手）、自由职业的作家等都是灵活就业的代表。从政策角度看，新就业形态包含在灵活就业范畴内，是一种互联网平台组织的非雇佣的就业形态。调研也发现，灵活用工岗位类型众多，是从业者的重要收入来源，从业者通过灵活就业拓宽了成长边界。
李实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国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除了强有力的维稳手段外，更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