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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今年10月中国将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届时政府将研究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5年)纲要。在外部环境更具挑战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的背景下,我们预计新的五年规划将进一步淡化或下调GDP增长目标(至5%左右),并围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拉动内需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同时,我们预计下一个五年规划将继续强调环境保护和金融及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防控。

楼继伟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

加大改革开放,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全可以支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要的是解决好制约双循环的堵点。要坚定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规则的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应当是要点。特别要提醒,既然是客观规律,政府有意按双循环优化产业链布局是做不到的,竞相动用公共资金抢占技术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偿失,还会引起国内外的误解,需要的是真正的学习理解要义和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地、落实。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自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和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颁布后,预算绩效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爆发期”。各级政府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推进此项工作,第三方评价机构继续增长。基于若干理由,“对当前的绩效评价运动本身立即实施绩效评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最重要的理由是:任务式绩效评价模式主导下的绩效评价运动,其评价质量和收益令人存疑,但投入其中的财政资金相当可观,全国而言很可能是天文数字,并且仍在增加。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意见》对民营经济有两个定位:“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始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不过,既然民营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经济人士已被视为“我们自己人”,为什么还要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当作统战对象?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估计,上述的定位和核心目标可能会在民营经济中造成很大的影响。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产权是“生产要素的生命”,具有三层含义:一是范围全覆盖,二是过程全贯通,三是生命全周期。要素市场化配置实则是“产权配置”,要素价值实则是“产权价值”。应把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看成是“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在实践中紧密结合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企业家)和数据“六大”要素市场配置一体化推进。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历史,需要拿出“自我变革”的勇气。

李奇霖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张德礼

粤开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

经济增长放缓后,新增的蛋糕变小,围绕这部分蛋糕的竞争加剧,结果自然是收入分化,而财富的分化会比收入分化更大。加上债务压力更集中在低收入和低资产的人群手里,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呈现M型。少数富人群体有能力去消费更多的高端消费品和奢侈品,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追求性价比,大众化的品牌也能得到青睐,整个社会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并存。消费分级也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即货币政策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考虑物价,在防风险、稳增长和治通胀中平衡。

孙国峰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从财政视角分析,在理论上,政府以税收驱动发行货币和现代经济体系格格不入;在制度上,以通胀约束为目标的财政预算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实践上,财政赤字货币化均酿成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恶果。因此,现代货币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购买国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应有之义,并不是从现代货币理论引申得出的,其效果也与现代货币理论无关。因此,现代货币理论危害较大,难言贡献。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在“印太战略”推进上,莫迪政府同美国及其盟友打造海上战略“准同盟”的意图日益凸显;在对外经济布局上,大幅推进同中国“经济脱钩”,并希冀重塑印度同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价值观念上,刻意突出中印意识形态差异和对立,以所谓民主国家自居,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印度的这些战略调整,一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则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印度认为其战略投机空间加大。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中国的广义数字经济规模却远小于美国。2018年,中国广义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4.8%,而美国达到了60.2%;从数字经济的内在结构来看,美国非核心层数字经济规模达10.8万亿美元,高于中国的3.8万亿美元,同样美国非核心层数字经济占广义数字经济比重为87.7%,也高于中国的76.5%,这说明美国各行业与数字化融合的程度较好,同时也说明中国在广义范围的数字经济中,还有较多的发展潜力。

丁安华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需求不足在未来两三年将主导经济的基本关系,也就是说需求拉动通胀重临的概率不大。通胀的出现,更可能的场景是来自供给的冲击,例如自然灾害、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供给冲击通常的结果就是滞胀,增长下行而利率上行,债务风险一触即发,结果是灾难性的广谱资产价格下跌。在世界秩序解体的进程中,滞胀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遗憾的是,这超出经济预测的范畴。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大国间力量对比,并非只是GDP,其国际动员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同盟国的数量等,在区域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中才是衡量大国实力的可靠指标。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和国家间制衡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心转移,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变革。对此,我们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

薛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赵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有效治理是新经济大潮背景下促进双循环新格局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新经济创新的方向选择与政府规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创新发展与产业治理的同步前行。现实中,新经济治理面临四类极具挑战的问题,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决定了新经济治理的成败,具体有:新兴应用的“发展机遇”和“潜在风险”,全球市场的“治理竞争”与“规则包容”,传统经济的“新旧碰撞”与“交互磨合”,经典理论的“实践突破”与“理论适用”。

桑本谦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于产权的起源,社会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已有很多讨论。整合这些讨论,取长补短,可以提出一个关于产权起源的更为逼真的解释框架。人类制度体的逻辑源头应该是一份最小规模的双边和平合约,双边合约扩展到多边合约,就会形成和平规则,产权就是和平规则项下的制度果实。划定产权边界会遵循“实力界定权利”的丛林法则,而盘踞者相对于闯入者的先天优势,使先占成了获得产权的依据。

潘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耿晋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老龄化已不同程度地在全球不同地区显现出来,或即将显现;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新驱动也正在全球展开;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下行趋势愈加明显。人口老龄化、数字化以及经济下行正成为当下全球经济发展的三大背景。中国社会也自发性或被动地处于这样的趋势中,虽然这三大背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都对社会保障收支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应顺应趋势,尽早提出有效的对应措施。

达巍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王鑫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重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则推出“印太战略”,既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一脉相承,又在战略设计、战略执行和战略影响方面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差别。美国将亚太或印太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重心的态势没有改变,但其地区战略始终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即美国区域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之间的矛盾,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则是决定美国区域战略成效的主要变量。中国对此要保持战略自信,认清美国落实区域战略的有限性,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尽可能降低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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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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