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是“转变方向”，从以控制生育为导向的生育政策，转向一定程度的鼓励生育；二是“转变体制”，进一步放松对生育数量的行政调控和数量管控的生育管理，逐步向“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生育制度转型过渡；三是“转变内容”，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需要从管理到服务，从以对家庭生育行为的管控为主，转向完善家庭生育的公共服务配套和社会支持，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丁继华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研究咨询部主任
中兴通讯因违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认识到了合规是企业战略的基石与经营的前提与底线。开展国际经营的中国企业也需要把合规上升到这样高度来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企业可以去探索适合自身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自身的业务模式、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及销售模式等特征的合规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合规管理组织架构，健全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着力培育企业合规文化来保证合规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邓海清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CF40论坛特邀研究员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绝不是市场主流认为的“扩大内需”财政货币政策微调，投资者需要站在中美第三次国运交锋的背景下理解，会议提出“需求+货币+改革”三剂强效药背后，暗含着的是政策层深刻的危机感，我们认为政策层基调不是微调，而是巨变。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独立董事
对中国排名二十以后的城市来讲，其房地产供求层面的扭曲并不显著，市场机制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只要不人为制造更多的扭曲，面对目前短暂的供求失衡，三年以后市场自身就能够调整过来。这些城市可能居住了中国城市人口的八成多。真正存在问题的是中国前五或者是前十大城市，这些城市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在于大量人口流入和土地供应稀缺之间矛盾。由于土地供应无法有效扩大，市场机制在这里不能正常工作，政府必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和系统性的干预。
高拓
淳石资本研究部负责人
中兴应在在积极递交补充材料，稳定事态的同时，对英特尔、高通等合作厂商展开游说，利用利益链同样严重受损的美国半导体企业，自下而上向美国政府施压。没有英美澳，还有台湾地区、日韩、德国与其后的整个欧盟，中兴应借此机会，扩展供应链上游，并积极寻求技术联盟，共同突破美方封锁圈。中兴以及我国其他芯片企业完全可以利用国内庞大的内需，以规模优势摊平研发成本，在中低技术层面先形成高度国产替代，以 “农村包围城市” 的策略，最终摘取14-16nm的技术明珠。
节大磊
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尽管两位总统的个人特质和推进的国内议程迥然不同，但是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战略方面却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向现实主义的转向。这种战略转向包括更注重决策的权衡和取舍，改变其他国家的意愿显著降低，外交决策的出发点更多遵从实际结果而非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层面增加了“离岸制衡”的要素。向现实主义转向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这种转向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深刻和复杂的影响，单极霸权的结构压力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有所减弱的同时，也逐渐出现大国战略竞争的端倪。
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领域:美国经济、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
冷战结束后，作为中美共同安全威胁的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从共同的安全利益转移到了经贸合作利益上，经贸关系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中美关系遇到困难时，经贸合作关系往往会发挥积极稳定作用，防止双边关系滑向更大的冲突。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张宇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白城师范学院副教授
在未来一段时间，由于我国农村存在多种现实约束，使得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会遭遇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为此寻找发展农村经济、壮大农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策略和路径，以便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更好地把握与贯彻党中央对农村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
周良书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共党史、执政党建设,著有《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
等
朱宏霜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安阳工学院研究人员
如今，需要沿着十九大指引的方向，更加客观而科学地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全面推进农村发展，不断开创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以便在根本上改变市民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取”与“予”的关系，加快农村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邹璟琦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肖克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随着社会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功能由最初的民主实践转向民主实践与治理效果的双重功能期待，但是在实践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为此，既需要对国家主导的制度建设进行调整与完善，同时也要重视乡村社会资源自身的发育，将村民自治效能重点重新回到重视治理成效，通过治理效能的发挥来带动乡村民主的发展。
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
宋晓蓓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乡贤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重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具有确切而充分的理据：既有来自历史的经验支持，也有缘于现实的迫切需要；既有中央政策的宏观指导，也有个人意愿的内在驱动。特别是近年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困境与挑战，以及中央对新乡贤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政策导向，使得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具有了无可置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李向振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领域:民俗学、民间信仰、村落生活变迁、民间节日等
社会转型时期，村落生活发生剧烈变迁，传统民俗事象也呈现出式微态势，在此情况下，如何转变研究路径以应对新情况，成为当代民俗学进行理论探讨时不可回避的学术问题。劳作模式是民俗学家刘铁梁在田野基础上，结合自身学术实践提出的探索性概念。
邓浩
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的中亚外交肩负着构建新的区域合作模式、建立欧亚陆上大通道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遇有困难和阻力。应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按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要求，以开放、自信的积极主动姿态推进新时期中国对中亚外交，努力把中亚打造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典范和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样板。
李达
中共昆明市委党校决策咨询研究所、中共昆明市委党校“张瑞才工作室”成员
王俊程
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其治理成效好坏与国家治理成败有重大关联。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由国家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发展渐进形成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格局。基于此项事实，为更好地对中国乡村治理实践进行指导，应在现有中国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总结乡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概况。
崔光灿
上海师范大学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在城镇化过程中，新进城市民与老市民在住房居住现状、改善住房的可能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新市民解决住房问题的渠道不足，住房的可负担性较差等问题显化。未来如何进一步增加新市民住房的可得性，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重要内容之一。
王志乐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和研究部主任
郭凌晨
中兴通讯事件暴露出中国企业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存在明显漏洞。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企业竞争进入到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当今时代，这是一个重大隐患。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