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此轮金融开放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到的，未来中国推出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部分服务业与制造业，特别是汽车行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等举措，且落地宜早不宜迟，开放范围之广，意义之大，堪比中国的“二次入世”。
冯帅章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卢晶亮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调查失业率列入预期发展目标，提出城镇调查失业率要控制在5.5%以内。这表明，中央政府已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目的和调控的重要目标。预期政府将加强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衔接，在制定财税、金融、产业、贸易、投资等重大政策时，综合评价对就业失业的影响。随着官方调查失业率的公布，就业问题势必引发各界重点关注。
邢斌文
吉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2017年个别地方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规范地援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上级法院缺乏有效与可行的纠正手段。地方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实践与前几年相比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无论是简单从形式上援用宪法说理，还是根据宪法作出价值判断进而对裁判结果产生实质影响，仍然在既有的轨道上进行。在个案中，外国宪法作为准据法被我国法院适用，这为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实践注入了新的因素。
公婷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肖汉宇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访问学者
杨丽天晴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然廉政公署是香港反腐败工作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民众的支持与积极参与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反腐也需要从细微的制度改革入手，以更积极地鼓励民众参与腐败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对举报机制中的各种情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和奖赏安排，并要求全国各单位认真执行相关的规定。由此可见，中国内地的社会反腐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关键是如何将制度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营造社会反腐的氛围。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8年的高速增长，目前经济增速正在下移，这绝非是唱衰中国经济。如果回顾一下自西方近代以来全球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保持8%以上超过20年的。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连续30多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即使降到6%甚至5%以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仍然是很高的速度。
许煜
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怎么去论述“器”和“道”或者是系统性地描述中国的技术思想？这是我想要处理的主要的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宇宙技术应该如何论述，或者说如何建构一种中国的技术哲学。其次，这种技术思想的历史性以及其局限。最后，这种技术思想对当前的问题，比如奇点、地缘政治，有何启发。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方法来理解“器”和“道”的关系，尝试将“器”和“道”关系的转变视为一种新的知识型。
孙宪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在研究和处理农村土地权利问题时必须重视其中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我国建立这些土地权利的法思想；二是人民尤其是农民对我们建立的这些制度的法感情；三是人类社会几千年归纳总结出的科学的法技术。法律制度就是在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王军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研究局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
第一，打破区域封锁和行政干预，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二，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农村部的设立为契机，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第三，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推动金融体制改革，重塑金融、经济、房地产之间的正常秩序。第四，收入分配改革是改革领域的一个短板，需要尽快补齐。第五，重视推动全面开放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
刘鸣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今后在解决朝核问题时，中国需要对美朝两家明确表明其利益与坚持国际的道义责任。首先无核化的目标不能丢弃与搁置，要有严格的路线图与核查机制；其次，无核化、中国的传统影响与东北亚的力量均势是中国处理朝鲜半岛事务的三维利益，缺一不可；其三，根据美朝的利益进行分阶段确定目标是必要的；其四，在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联合国的制裁不能取消或放松执行；其五，未来的和平机制中国必须是当事者；其六，无核化推动过程中的义务、成本、利益美朝中韩需要有合理的比例承担。
刘立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的着力点有：其一，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一方面通过教育、健康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其二，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培养经济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弥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短板。
傅志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成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对中国，表面看来是发动了一场“贸易战”，而随后中国的回应也是按“贸易战”来打，反制措施主要聚焦在贸易领域，如对进口美国农产品等终止减税。但如果仅是一场“贸易战”，并不值得紧张和大动干戈。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美国发动“贸易战”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式大国财政思维和大国财政战略。化解美国“贸易战”等对中国的影响，绝不能局限于贸易领域应对，而必须尽快推动中国风格的大国财政的构建和完善。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最多跑一次”改革，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便民惠民政策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对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自我断臂”，宁可让政府机构、公务人员多跑腿跑断腿，也要让人民群众少跑腿不跑腿，充分地释放了改革的红利，真正做到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伍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CF40·青年论坛召集人、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宋陕珊
华融证券宏观研究员
唐心怡
华融证券
供给侧改革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尤其是“三去”相对可以量化，如房地产库存水平已去化至2012年左右水平；而“一降一补”属于更广义的供给侧改革目标，仍需更长期观察了解进展。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带来的正面作用毋庸置疑，但一些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如去产能带来中上游部分行业的集中度提升可能形成垄断；行政与市场手段未能有机结合，扭曲价格信号，且未来可能使产能再次陷入过剩问题；价格的猛涨还导致资金更多流向煤炭、钢铁等行业，阻碍资源最优配置。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牧民”就是承认基于人性差异之上的人的差异，在承认人类差异的基础进行统治。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是中国的儒家还是西方基督教，人们对“牧民”这一点并没有异议。今天，即使对各国政治抱激进批评态度的西方左派，也接受了“牧民社会”，甚至是争取实现“牧民社会”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在制度层面，“牧民”的一种体现是欧洲的福利社会。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发达地区建设用地管理模式从增量化 向减量化转轨机理及政策研究》课题组
课题执笔:王克强 王宏利 刘红梅
课题总纂:王宏利
上海积极探索农民集中居住并形成了五种模式，形成典型的基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跨行政区域远郊异地集中居住的乡村振兴模式。该模式存在财政补贴和政策制约其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农民积极性有待提高，乡镇财力不足，远郊区乡镇资金很难自求平衡，货币安置和股权安置方式吸引力不足，资金使用范围过于狭窄。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韩凤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要实现事业单位的独立法人地位，关键点就在于“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但这决不是甩包袱，而是通过“三去”，即去行政化（从政府体系中剥离出来）、去编制化（破除身份歧视）、去预算化（从“预算单位”转变为“补助单位”），重塑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重构社会微观基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