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内部市场的对外开放、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外包和外流、大宗商品国际需求的强劲增长等因素，那么，未来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都将或大或小地弱化或转向。尤其在未来全球化的政策规则和多边关系前景方面，各种不确定性目前正在增多。一些重要经济体正在谋求从现有国际经贸关系调整中得到新利益，或者促使他国做出让步。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是迈向升级版的挑战。
![]()
沈伟
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上海东方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纽约大学法学院全球法学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美国纽约州律师,著有《再思纽约公约–法经济学方法》《解剖中国银行业及其规制》
作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规则制定的议事会议，二十国集团在涉及全球宏观经济重要方面的危机应对、规则制定和政策出台凸显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种力量和势力的竞逐和拉锯，显示了全球化进程所遭遇的困境。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作用和在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改革中的角色可以在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法）的框架中得到深度的认知，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二十国集团的演进历程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进程中得到延展性的诠释。
![]()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高翔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MPA教育中心副主任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改革，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业已取得良好成效。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撬动作用，以政府改革为切入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深化、巩固“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果的关键。基于已有进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通过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等深化、巩固改革成效。同时，浙江省也需要充分发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撬动效应，推动经济社会体制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1980年代末，武汉市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行政体制合二为一，为武汉市推进多规合一创造了条件。从那时开始，武汉市开始探索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编制、实施管理融合，不断深入，从最初的“两规合一”向“多规合一”转变，从“多规”向“一张蓝图”转变。
![]()
叶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西班牙从1978年制订《西班牙宪法》之后，就根据该宪法所强调的西班牙是“所有西班牙人（Spaniards）共同和不可分割的祖国”的条文，坚持全面地在全国各民族中推进“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的民族认同，树立、培养和筑牢西班牙“国家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诸如加泰罗尼亚独立之类分离主义活动就很难成气候，更不用说掀起震惊世界的分离浪潮了。
![]()
杨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受全球化的影响，近年来国际专利制度、国际标准制度、国际投资贸易协定及国际科技合作等创新相关制度和活动越发趋于开放，但也有个别国家将其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分析国际规则变化的趋势及影响对我国搞好开放式创新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盘古智库东北研究中心专项课题组:朱锋、岳立、秦恺、王嘉昊
对于朝鲜的国际制裁将直接冲击朝鲜的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造成朝鲜经济增长率的下滑，甚至可能影响到就业率、物价等民生问题。朝鲜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妥善解决核问题，积极改善国际环境，改变经济发展战略，推动改革开放，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朝鲜的经济发展将会陷入固步自封的僵局。
![]()
特德·盖伦·卡彭特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在持久和平降临朝鲜半岛之前，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朝韩之间最近的和解行动令人鼓舞和欣慰，但应当谨慎和克制地看待这一切。此刻也许应该为准备庆祝和平协议买一瓶香槟，但把它放进冰桶还为时太早，更别提打开瓶塞了。
![]()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特朗普政府就贸易问题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上周两国官员在北京举行了贸易谈判，美方为谈判拟定的“草案框架”实际上就是一份最后通牒。中国不会同意美方的要求。美国政府要么太蠢不明白这一点，要么太傲慢以至于对此满不在乎。对这两大强国之间的关系而言，这可能会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
付美榕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也是工作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乐于创新、崇尚竞争、勇于冒险、追求卓越的美国文化特质，对美国的工作效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正向作用，而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样重要。以人才为中心、以创新为重心、以效益为核心的良性循环机制，是美国能够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制胜法宝”。
![]()
彭姝祎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对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由于福利制度、劳工保护以及文化观念等因素的不同，各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社会模式，有的重公平、有的重效率，瑕瑜互见、各有优劣，值得每个国家从本国国情出发，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教育、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参与、农村土地、农民组织。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研究》《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农村社会学》等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只有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实现。这是由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的。但由于长期受重城市轻乡村思维定势的影响，乡村振兴受阻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特别需要破除一系列阻碍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障碍。
![]()
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无论是国家划拨编制还是地方自建编制，都列入地方人事预算，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以任何方式寻求增加编制的要求在地方层面都被视为增加财政负担。要求国家编制的难度是明显的，地方即使有充足的财政保障，也无法突破国家编制体制的限制。相比而言，地方自建编制的规模虽然基本不受国家编制体制的制约（当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得不到中央的合法确认），但是地方决策者又必须考虑到自身财政能力的制约，毕竟要求增编的机构不仅止于公安部门。
![]()
南开大学中国市场质量研究中心
总体上讲，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监管制度的不断优化，我国股票市场质量呈现明显的改善趋势，但各维度的改善程度不均衡；我国股票市场质量中市场效率与市场公正维度内部的发展也不均衡；与国际股票市场相比，我国股票市场质量三个维度的表现差异非常明显；我国股票市场质量三个维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
张涛
经济学博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论坛会员
种种迹象显示，伴随跨境资本流向的变化，某些脆弱的金融市场已成型的暗流，正在加速涌动，对于中国而言，比之看得见的“灰犀牛”，更需警惕“黑天鹅”，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间窗口就在6月份，需要格外引起警惕。
![]()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近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结束访华，与中国方面就经贸问题展开的磋商似乎未能取得显著进展，双方仅在部分领域达成了有限的共识，同意建立新的工作机制保持沟通。中美双方需要采取务实和建设性的做法，推动经贸冲突的软着陆，特别是要避免其他战略安全难题与经贸冲突形成负面“共振”。总之，尽快修复经贸关系这一支柱，对于确保中美关系不脱轨至关重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