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长跑，我们就必须有充分的毅力、定力、战略耐心和百折不挠的韧性坚持，去逐步实现它；既然中央已经明确清晰地判断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已经处于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阶段，做出自十八大以来的顶层规划和十九大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认定，那么攻坚克难以全面改革冲过历史三峡的瓶颈而对接中国梦，就应该成为纪念改革40年的主线和主题；既然改革是要把不合理的去除，把合理的树立起来并使之合法化的除旧布新的过程，那么继续鼓励地方基层微观主体的创新实验，摸着石头过河中间的试错式的首创，与自下而上及时的经验总结，就仍然具有莫大的意义。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人民日益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乡村振兴不单纯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振兴,而是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也包括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文明进步在内的全面振兴。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农村凋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需要破解人才短缺、资金不足和农民增收难三大难题。
陈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的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可见，土地对传统乡村的微观政治的介入依循各种类型资本特定分布结构的不同呈现出多元多态的格局，不同类型的土地权力资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星丛网络。
胡宏涛
华东政法大学
“村霸”犯罪现象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突出表现之一, 近年来因其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村霸”犯罪现象有其产生的个体、历史传统、政策利益及社会控制等多方面的因素。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完善农村利益分配机制, 增强“村霸”犯罪潜在群体的针对性管控和提高农村法治水平十分必要。
吕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马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当今世界，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推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国际分工更加专业化，资本、技术和人才等高端要素跨国流动更加频繁，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要抓住新技术变革的历史机遇，我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创新机制。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和老龄化，农村人口因体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退不出和进不去，GDP中政府和金融资本的高分配率，土地和住宅体制造成更大的城乡财富收入差距，干预和影响的都是人的收入和人的消费，特别是大众居民收入和消费。而技术的进步、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则是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发生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造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直到现在的中美贸易战，美国从来没有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也大致相同。当然与当年的争端不同的是，中美之间的隔阂，很难用几个“协议”来填平。这场贸易战走向何方，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这绝不会仅仅是一场贸易争端。
刘元玲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美国经济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态度立场、政策应对以及产生的影响已发生根本改变，从消极应对转为积极参与，由局外到边缘进而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成员之一。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在“内忧外患”的不断冲击下已进入低谷，中国的角色更加引人注目。
董敬畏
博士,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发展道路。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可能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并由此引发的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大国空巢等问题将不利于中国长期发展。但目前的生育率下降不足以危及中国的长期发展，只是需要公共政策介入鼓励生育，以防掉进“低生育率陷阱”。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鼓励生育要从建立鼓励生育的制度政策体系、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消除对女性就业歧视三方面同时着手。
杨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在中国的减贫进程中，随着经济发展政策“涓滴效应” 的逐步减弱，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和一项由政府主要担责的反贫困制度安排，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的同时，其减贫功能经历了从单一社会救助的救济式扶贫到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相结合的保护式扶贫的转变。
邹逸麟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综观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并能延续二三千年，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三边委员会的北美地区主席,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
许多人表示担心美国在亚洲领导力的衰落。目前亚洲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高于美国，且通常高出一倍以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征收关税的措施，以及对多边组织的蔑视言辞，更是加剧了这一担忧。在新加坡的会场上，一个经常听到的问题是：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还能否维持？
何帆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为什么历史的列车从第一次全球化开出，反而驶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呢？全球化在它最繁荣的时候，也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移民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它们也会带来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尖锐对立。 到底哪里出错了呢？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很多人赶不上剧烈的变革。这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人会要求停车，他们要下车。不是说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不对，但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
陈潭
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治理专项“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17VZL021]首席专家,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大数据是一种创新技术、一种基础设施、一种生产要素、一种战略资源、一种科技产业，也是一种治理技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了组织创新、产业升级、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张思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衡量国企国资改革是否突破，最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内部机制是否得到了转换，是否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二是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调整是否都有重大进展，“僵尸”企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劣势企业是否退出，“有进有退”的机制是否形成。三是国有企业在行业垄断是否被打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形成。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