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东民
金融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
海南自贸港发挥“金融试验田”功能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在海南全岛建立“中国数字货币试验区”；建设“离岸金融市场”；开辟自贸港跨境经济特区；发展绿色金融；打造滨海国际基金小镇；设立海南自贸港民营投资基金。与国内其他自贸区相比，海南省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拥有以下几个显著优势：地理单元相对独立，生态环境极其优越，高端旅游资源丰富，自贸港面积全球最大。利用这些优势，海南自贸港建设可以为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提供一方珍贵的试验田。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和乡村产业的振兴，也应是乡村生态文明的振兴。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探寻符合乡村实际的路径，立足于各地的优势和特色，找准工作抓手和突破口，以点带面并把握好工作节奏、稳步推进。具体来说，乡村振兴中生态文明的建设应注意七方面问题。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的人民币汇率运动，尽管可能由于两方面原因而导致人民币兑美元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深化并升级，二是最近中国央行的降准行为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方向的调整。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人民币兑CFETS指数均会继续保持大致稳定的态势，最多也仅会出现温和贬值。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许多落后和过剩产能不能在市场上出清，除了有GDP动机之外，还往往以保护就业岗位、防止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为借口。以往的经验表明，一方面，保护就业岗位就必然延伸到对企业的保护，则难以让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听任市场自发破坏就业岗位，的确会使一部分劳动者及其家庭处于困难境地。突破这种两难的关键是把保护岗位的做法改变为保护劳动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会保护网。越是社会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退出无虞和无阻。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北大汇丰商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朝核外交”具有多义性，参与主体多元，因此，虽然都是从事着“朝核外交”，但是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却并不大，甚至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同一概念，促成各方加入到这一场近些年来罕见的外交活动中，可以说这是朝核外交出现的最大的变化；而各方各有理解，又让朝核外交存在着极大风险，看起来一团和气的气氛，却难以掩盖地壳深处的巨大裂痕。
吕耀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 中日关系;日本海洋战略;当代日本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东亚的冲突与合作等
近来日本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在国际政治及安全层面遏制中国的同时，力图在经贸层面加强对华合作关系。日方呼吁开展日中高层来往、启动对华全方位对话交流，以政党外交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发声改善日中关系。中国一贯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发展双边关系，呼吁日方放弃对华“两面下注”的做法，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上来。
唐丹丹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香港和大陆基于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基层治理架构，香港“一级政府，两级管理”的治理模式激活了市场和社会的广泛参与，是实行“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的大陆应当学习和思考的地方。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香港“强市场、大社会”的“双主导”治理模式的做法，探索其对大陆地区基层治理的启示与意义，以期不断加强和完善内地的基层治理体系。
张宇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白城师范学院副教授
在未来一段时间，由于我国农村存在多种现实约束，使得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会遭遇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为此寻找发展农村经济、壮大农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策略和路径，以便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更好地把握与贯彻党中央对农村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
阮极
博士,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潮学研究中心
中国的拉关系走后门现象有不少涉及贿赂行为。研究发现，人情伦理不单给贿赂行为加上了信任和网络保障的“双保险”，还为贿赂行为提供了伦理道德上的支撑。本研究中行贿受贿双方运用互动仪式进行的“道德化”表演主要是企图掩盖人情中的工具性成分，而并非是为了掩饰贿赂的“不合法与不道德性”。贿赂关系中的“道德化”实际上是“仪式资本”的一种应用，它用“工具性礼”的互动仪式表演来促进社会资本的获得。
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教授
内需与外需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适当考虑扩大内需，属于宏观政策的正常调整。然而，扩大内需并不必然伴随货币政策的宽松。历史上看，积极财政政策与中性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不少见，在宏观政策支持扩大内需的问题上，扩大内需并不必然仰仗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可以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我国利用外资可以说已经实现了最初的既定目标，即利用境外资金和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等。我国目前的外资总量已经不低，每年保持5%—8%左右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利用外资的绝对量仍将保持较大规模。但我国吸引外资还具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支持全力搞芯片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经过这几天的舆论轰炸，一个街头小儿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诉你，为了产业供应安全，为了国家安全，为了中国走上高端产业链，赚取高附加值。但是，这些说法真的没有问题吗？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证券法、金融法、竞争法、企业并购法等,著有《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众筹改变金融》等
回顾互联网资管行业近年的发展历程，之前存在经营模式和经营方式混杂的问题。部分没有基金代销牌照的互金平台开展此类业务尚处于无牌经营的状态，并且会涉及一定程度的监管套利。与此同时，大部分互金平台并未明确声称打破刚兑，因而会通过平台自保或三方担保等方式进行隐性刚兑。这种隐藏的风险受到了监管者的重视。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转化前的社会矛盾与转化后的社会矛盾是一种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关系，都是从社会总体上讲的，都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讲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直接对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这既表现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同时又表现出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不足。
兰斌强
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两岸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已有动武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岛内的“台独”势力越来越猖獗，台蔡英文当局挟洋自重一再挑衅大陆的举动有着紧密的关系。美国正是蔡英文当局背后的“洋”，蔡英文笃定了大陆一旦对台动武，美国肯定会介入。
赵强
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
通过各种手段干涉他国内政，是西方国家乐此不疲的事，其中最常用也最实用的方法就是高举所谓“新闻自由”的大旗搞舆论渗透。西方媒体常常自觉与政府默契配合，在一些敏感议题上捕风捉影、兴风作浪，试图煽动他国社会内乱。这不禁让人对以所谓“新闻自由”为核心理念的西方新闻理论进一步产生怀疑，从中也感受到传播权力转移背后的西方恐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