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叶宁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乡村生态社区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空间和重要支撑，要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离不开乡村生态社区建设水平的提升。近年来，我国乡村生态社区建设虽在形成长效发展机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创新生态社区党建工作等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存在制约乡村生态社区发展的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郭栋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
在对华关系中优先考虑双边贸易，会严重迷失美国的目标。政策向内转，优先考虑国内少数工厂，从而枉顾美国与中国之间更大的格局演变，这似乎让特朗普因小失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也许会消退，但这不是因为他的战术取得成功，而是因为贸易会转向别处。
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三世
亚太外交事务与安全分析家
或许，特朗普总统是想利用这些关税试水，看看中国有什么反应。他动用关税的决心——虽然有政府要员批评这项政策——表明他是多么认真地在坚持削减贸易逆差和恢复美国工业实力的竞选承诺。这也许为他与北京的谈判提供一些筹码。关税生效之前仍有窗口，这是双方坐下来谈判的机会。美国征收关税是否会迫使中国调整贸易行为，还要走着瞧，但特朗普已经明确展示了其政府的决心，那就是遏止他所认为的不公正外部力量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和商业衰退。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的开放战略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以“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为新的战略，这里面包含着两方面目标：第一，推进我国国际竞争力升级，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第二，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此外，我们还要统筹考虑与主要经济体和周边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处理好双边关系。
周丽莎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手机芯片还是有很多路需要走，需要国家支持几个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并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新的技术。只有掌握关键技术，进行创新，才不会处处被国外公司制约和限制。中国还是急需大力发展自己的手机芯片产业链。
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此次中兴被封杀，如果激发芯片迷思，并不是国之幸事。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是，过犹不及，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不能以狂热推动，不能牺牲民生福利。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把国家奉献给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而不是把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奉献给国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家竞争中真正胜出。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新教育基金会理事
西湖大学的改革，需要学校自身的努力，但很多改革不是靠其自身努力就能实现的。比如，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的改革，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放权给大学。西湖大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需要政府部门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行政部门要把招生、培养自主权交给大学，允许大学自主招生、自主办学，把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不再用行政指标对大学办学进行行政评审、评价。从这一角度看，西湖大学的基金会办学模式、董事会治理机制，也是我国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一部分。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的法规），是由党的特定主体依照程序制定，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调整党内政治、组织、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重要关系，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行为规矩的总称。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陈林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农业供给侧改革，切不可“见物不见人”，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当前倡导农业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需要关注生产关系的变革。习近平“三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农村发展与改革实践创新的理论基础。
江东流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东南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美英法对叙利亚军事打击来得突然，结束得也出人意料地迅速。美国防长马蒂斯说，为时60分钟的军事打击“是一次性行动”。其潜台词是，美英法对叙的打击已实现了战略目的。而笔者认为，美英法对叙军事打击联盟也只是一次性“消费”。
陈利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集团消费、社会保障
近年来，中印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相互毗邻的大国，都提出了许多新的发展战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印度莫迪政府提出了“季风计划”等战略，但中印彼此的战略对接存在严重问题，影响了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特别是2017年中印边界“洞朗对峙”不仅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而且使双边关系出现倒退，并严重影响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南亚地区的推进。
林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文化挪用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使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的文化元素（物品、风格、主题等）的行为。挪用者和被挪用者分别被称为“域外者”（outsiders）和“域内者”（insiders）。而权力因素、历史因素、经济因素、伦理因素甚至法律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谈论文化挪用的复杂语境。
江时学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拉美经济,著有《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等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多种多样的挑战，世界各国应该恪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杰瑞德·麦金尼
盘古智库客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霸权这个概念是如此重要而有争议性，人们或许要问：“它究竟是什么？最基本的概念分歧在于，霸权所指的领导，是以共识和认可为基础，还是仅仅等同于统治、支配、帝国及其他以胁迫为主的术语。从现在开始，美国必须澄清它所反对的是什么样的霸权，中国也要留意在谋求支配地位时不能到恃强凌弱和成为帝国。
徐赛兰
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很少有分析人士真正预料到会有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几个月前，这种可能性还非常渺茫。尽管大规模的关税尚未生效，但它们的提出，让两个世界最强大经济体摆出了走边缘政策的姿态。这是前任政府尽力避免的危险游戏，这么做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明智。人们唯有希望在关税生效之前特朗普政府能走上正路，与中国谈判。不幸的是，鉴于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的本质，这一点无法得到保证。
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从宏观政策来讲，去杠杆的政策组合应该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紧信用去杠杆，松货币降低利率，宽财政增加总需求。房地产行业的高杠杆仍隐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房地产不调整，那么债务调整就不可持续，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实际上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房地产要调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高杠杆就会暴露出来。而房产行业的高杠杆比国企、地方政府都要厉害。国企、地方政府的债转股都是政府组织的，但房地产开发企业如果出问题了，应该以何种方式处理？我认为这是现在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风险点。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