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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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三边委员会的北美地区主席,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
许多人表示担心美国在亚洲领导力的衰落。目前亚洲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高于美国，且通常高出一倍以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征收关税的措施，以及对多边组织的蔑视言辞，更是加剧了这一担忧。在新加坡的会场上，一个经常听到的问题是：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还能否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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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为什么历史的列车从第一次全球化开出，反而驶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呢？全球化在它最繁荣的时候，也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移民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它们也会带来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尖锐对立。 到底哪里出错了呢？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很多人赶不上剧烈的变革。这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人会要求停车，他们要下车。不是说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不对，但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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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
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治理专项“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17VZL021]首席专家,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大数据是一种创新技术、一种基础设施、一种生产要素、一种战略资源、一种科技产业，也是一种治理技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了组织创新、产业升级、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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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衡量国企国资改革是否突破，最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内部机制是否得到了转换，是否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二是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调整是否都有重大进展，“僵尸”企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劣势企业是否退出，“有进有退”的机制是否形成。三是国有企业在行业垄断是否被打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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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着眼于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是一个亟需认真对待的复杂性治理问题，并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具体机制体制设计需要在顶层设计与治理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探索、改革与完善。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框架思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设计的各个部分，需要在始终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指导之下，紧紧围绕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与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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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宗
前美国驻亚洲开发银行代表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要让金融科技产生持久的好处，唯有创建并维持一个适当的生态系统，既解决监管者的关切，也让创新者最重要的是让消费者获益。金融科技成功真正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交易的规模或数量，而应该是视野的扩大。这也应当成为美中两国的抱负所在：让金融科技无限的好处向所有人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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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斯坦格隆
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高级主任
经过一年的形势不断吃紧和对朝鲜核计划引发冲突前景的担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面终于暂时消退了。4月27日，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非军事区内首次举行了大事张扬和充满象征意味的会面。这次会面开启峰会外交的新纪元，很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将与金正恩会面，从而可能为朝鲜半岛迎来新开端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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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教授
观察本轮中美双边的经贸摩擦，美国作为事件的发起方，并不是在WTO等既定规则体系下进行讨价还价，而是避开全球体系采取国内法律，单边对中国相关的经贸领域设立壁垒，表明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已经上升至规则范畴，这构成了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层次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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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研究员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政府既是重要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对象。在这种推动改革与自我改革的双重进程中，当代中国政府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各国政府普遍承担的基本职责，而且还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拓展了国内和国际责任内容，构建出一套能发挥制度优势的政府责任体制。中国政府责任变化的基本特征是：在执政党自身变革的驱动下，政府承担的责任不断扩展丰富，实现责任的体制机制不断调整完善，政府的“公共性”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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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克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还包括农村现代化;不仅仅包括产业的振兴, 而且也是文化的振兴、教育卫生事业的大力发展、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民居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等。“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系统概括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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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应恒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刘余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人员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是农村“三块地”改革中的关键和突破口。从2015年初确定改革试点地区和实施方案至今，33个改革试点县（市、区）结合各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所处阶段，因地制宜地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界定方式、存量盘查方式、入市方式和收益分配机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集体增收与土地财政的矛盾，村庄规划的缺失，集体间存量的失衡，集体入市与国家征收收益存在差距以及集体收益分配机制不可持续等问题逐渐出现，这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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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静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
周亚林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探索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仍在发展和早期扩散阶段，对于未来经济增长、就业规模和结构效应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综观已有文献，关于中国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的文献非常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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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东盟现在的南海政策是什么？2016年7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后，南海虽然没有大风大浪，但也是暗流涌动，并不平静。评估这两年来东盟南海政策的变化，是有意义的。当然，对南海总体局势变化的判断，还需评估其他行为体——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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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荣亮
赛迪智库副研究员
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一定阶段性的效果，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未来三年，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在钢铁去产能方面，需关注以下两点：一是钢铁总量调整不宜持续收紧，压缩产能的执行要有一定弹性。二是抑制“地条钢”死灰复燃，要落实电力部门的绿色和安全供电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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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铎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美国会派遣全是鹰派的团队吗？除非特朗普政府根本不想谈判或是计划把交易谈崩。显然无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务实商人“谈生意”的角度都不大可能。所以谈判班子必定是“鹰鸽组合”或者“红白脸组合”。美方代表究竟谁鹰谁鸽？谁是全面鹰派，谁是对华鹰派？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理解本次谈判，也有利于理解特朗普内阁对华政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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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
鉴于贸易战后果严重，中美双方应避免误判，避免决策受非理性因素左右，应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美国和中国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中美贸易关系稳定发展不仅对两国经济以及更广泛的利益至关重要，也影响着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复苏进程，乃至世界政经格局的长期演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