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金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每当你走进今天车水马龙的机场、高铁站的书店，脚还未跨入，耳边已响起“三个月里赚到五百万”、“创业期间挖到第一桶金”之类声嘶力竭的呐喊，这些以成功学面貌出现的呐喊最为形象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成功标准。它们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不但被社会精英标榜，连底层青年也复制同样的逻辑，然而现实生活又让高加林们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为了化解、对治由此产生的无奈、积怨与失败感，“丧”、“吊丝”、“葛优躺”、“宅男宅女”、“佛系青年”等就联翩而出……
陆伯彬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翻译: 赵雪丹
国际关系学院
21世纪， 中国和美国都具备必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来优先发展各自的海上实力。这将使中国发展出可以匹敌美国海军实力的一支海军， 同时也可以使美国维持东亚的力量均势来对抗崛起的中国。虽然美中海上均势的发展趋势已定，但这并不会导致出现两个全球海上强国。反之， 这将会导致世界上没有任何全球海上强国。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振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虽然按人均GDP绝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增速转换期，但技术进步的历史背景使我国有了更好的增长条件。虽然按人均相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相对美国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物质性消费已充分发挥，不可能长期处于高增长水平上。同时考虑到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仅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增速出现转换后，潜在增速应高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和韩国90年代中期增速转换后的水平，并低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平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到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之中：中国向美输出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每1美元中包含的从境外进口的中间部件和产品就约达0.4美元，且自华向美出口的大企业，几乎都是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目前美国在华企业每年的销售收入可能超过6000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如果用贸易摩擦打断其中任一环，可能会导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对比两届政府态度上的明显转变、对比不同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前后明显不同的制裁方式，中兴现象显然很难简单的解读，其背后折射出中美关系紧张态势的升级。因此，对待此次中兴制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其看成是中美关系重大转变的预警。
梁启东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
政府机构改革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政府机构改革，要处理好“三大关系”，实现“四个分开”。
任保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扬弃过去数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高质量发展是比经济增长质量范围宽、要求高的质量状态。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导向表现在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实现公平性发展、生态文明、人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践取向体现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实现遵循规律的科学发展，转向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结构，走文明发展道路。
约瑟夫·奈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用户数量的激增，互联网也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重要基础。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和“物联网”的崛起，有专家预测到2035年，互联网联接的数量可能增长到近1万亿。私营和国家主体潜在的攻击目标数量将急剧增加，并将无所不包，工业控制系统、心脏起搏器、自动驾驶汽车都将包含在内。许多观察家都呼吁制定法律法规来保护这一全新环境。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纪念历史变革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快推进尚未完成的历史议程。中国应对美国挑起的新一轮博弈，除了应用“有理有利有节”方式加以回应反制外，还有一个占优策略可供选择，那就是加快推进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球化在西方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中国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但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这样，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张英洪
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北京市农村承包地的流转已比较普遍。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京郊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对于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各项权益、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政治”的含义及其表达方式必须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需要。“民”被简单地视为统治对象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的基础必须得到转换。但同时传统政治中的诸多结构性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得到转型和演化，因此，“权衡”文化仍然延续着。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说明了，一旦政治内部各种要素失去平衡，政治就会失衡，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赵坚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 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系研究,集聚经济与城市化,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到2016年底我国已修建了2.2万公里高铁，至少相当少建了4万公里普通铁路。大规模高铁建设已经导致了多方面的内部和外部“不经济”。如巨额负债或引发金融风险；严重扭曲我国的交通运输结构；铁路货运份额下降，主要依靠公路运输加重了空气污染；大规模高铁建设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咨询决策部副主任、研究员
针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策略，但是这些“常规性策略”难以彻底摆平中美贸易争端；未来，中国要作两手准备，一手是舆论上作出强硬的态度，另一手则要在战术上准备一套“非常规性策略”攻势方案。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等
葛建宇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左伟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从国际货币的三大职能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较为不均衡，各领域的使用情况差异较大。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逐步显现，但是作为交易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工具的职能发展相对落后，但是呈现出巨大的增长空间。未来可以从拓展境内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通、完善人民币在国际范围承担支付和投资等功能所需要的清算托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带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作为交易货币的应用扩展、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利率及汇率金融衍生品类别，从这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计价结算、投资交易以及价值储藏三大职能。
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
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和风险：一是金融风险聚集态势尚未根本扭转。二是实体企业债务负担较重，民间投资活力不足。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因此，要把握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关系，在稳定杠杆率的同时，保证实体经济和房地产平稳发展，避免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影响，要做出预判和预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