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志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商学院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跨越关口。因此，从理论上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分析，无论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对于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
杨丹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助理研究员
各种迹象表明，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俄罗斯与韩、朝的合作均前景可期。俄韩朝合作一旦推进，对美国的东北亚政策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制和挑战，并迫使美国作出相应政策调整。当下，所有与东北亚利益攸关的国家亟待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避免东北亚重现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相关国家接受多个战略三角关系叠加共存的现实，以政经合一，以经促政的方式推进合作，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如果WTO体系和规则的新变化，仅仅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来主导，处处被烙上“美国优先”的利益印记，完全忽略和排除了中俄印等新兴大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的经济发展利益诉求和技术创新需求，WTO体系就必然会加速走向失效甚至解体。
王辉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以核裁军与核军控、禁止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扩散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范与制度安排。21世纪以来，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类进入了核技术与导弹技术加速扩散的新时期，伊朗核能力稳步增长，朝鲜突破核不扩散机制成功获得核武器，非国家行为体成为核技术与核材料扩散的重要主体。特朗普上台后，提出发展强大导弹防御系统，研发新型战略武器;制造低当量核弹;退出伊朗核协议。这种调整开启了新一轮核武技术竞赛。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无论有没有中美贸易纠纷，中方都需要在开放市场，推动市场公平竞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这是其他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中美贸易纠纷如果能成为推动这一过程的契机，对中国不失为好事。中美贸易纠纷带来的如果是情绪化应对措施，以及对市场机制更多的干预和破坏，其负面影响将难以估量。
沈晓杰
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未能遵循市场和乡村自身发展的规律，因循守旧所致。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就应不拘泥于旧有的三农治理模式，突破就农治农的改革套路，下决心创造新的农村改革范式，以颠覆性的思维，促进中国乡村高质量、高效益和高速度的发展。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MeToo”（我也是）是一场发端于美国娱乐圈的反性侵社会运动。受其影响，但形式略异的是，中国的“#MeToo”始于高校反性骚扰系列事件。中国版“#MeToo”引出了一系列新形势下亟需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在一个全球联动的背景之下，如何基于中国现实，认识此类基于性别平等进步诉求的事件？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如何有效地加以应对，以避免更大范围的社会冲突与张力，从长远角度促进包括上下级、师生、性别权力关系在内的社会平等与公正？
侯彦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程楠
清华大学博士后,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研究员
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构建要素高度集聚和技术创新高效协同的集群创新体系、改革集群组织运营与治理机制，实现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双轮驱动”，而集群合作机构是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组织变革的核心。组建集群合作机构并发挥其作用，对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强集群的“网络化”和“根植性”属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从这个半年度最高层经济形势研判会议传出的信心看，一系列措辞表述十分精心，既表达了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全面把握，又回应了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策取向的种种争议，更对下半年工作重点有确切指引。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稳”、一个“变”、一个“进”。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我们现在金融的供给碰到了多样化不足这一非常明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问题。这个制度建设问题是金融多样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要使金融机构多样化、使金融机构的产品多样化，使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都能在战略层面上形成它们之间的协调配套，形成多样化供给机制，让政策性金融可以克服它必然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就是双轨运行的设租寻租如何抑止）而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样才能够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里的各个组成部分
袁志刚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作获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理有四：一是通过微观组织再造做对激励，通过市场竞争做对价格信号。二是大规模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和将高比例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充分就业。三是在不同阶段启动总需求中极为重要的消费需求（食品、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和住房），打开增长空间。四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本国经济不断接近世界制度和技术前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核心问题在于，继续制度改革对宏观经济供需两方面的影响。
受访者: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采访者:王强 黄锫坚
现行个税的主要问题是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不同税率的分类计征，工薪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最高税率45%，经营所得最高35%，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的税率是20%，不累进，有些还不用纳税，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税负高，真正的富人税负反而低。我们真正需要的改变是对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统一实行综合计征，统一税制，公平纳税；把过高的税率降下来，过低或不纳税的提上来。
刘宗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从其过去近四年的立场上有所回调。印度政府的对外战略向2012年出台的“不结盟2.0”回摆，至少莫迪口头上的说法给人以这种印象。印度对外战略的这一调整，从莫迪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武汉非正式会晤、访俄与普京总统举行索契非正式会晤，以及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几个事件上可以得到印证。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第一个由中央政府将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国务院也鼓励地方对网约车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但是，各个地方在推动网约车新政落地时，却面临值得注意的困难和尴尬。一方面是乘客有刚性需求，催生了网约车这样一种新兴业态，且呈现燎原之势，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对网约车合法化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使网约车行业的发展面临种种不确定性，也使以共享出行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发展遇到尴尬。
张长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冯 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博士生
税收和财政对于国家治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掠夺性的税收会造成经济停滞乃至衰退、社会动荡乃至革命，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如何防止掠夺性税收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一个非掠夺性的税制也需要精心设计，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市场的形成、产业的升级、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受访者: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采访者:澎湃新闻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折期，短期稳定是大局，中期处理好结构性改革，长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是基础、稳是大局、稳是关键，因此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稳中求进。而实现中长期的目标，最少要坚持7到8年，把最困难的调整时间挺过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