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倪晓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低碳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城市经济发展与营销、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著有《低碳经济下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等
全球化的驱动力之一是人们对降低成本的追求——对降低生产成本的追求造就了跨国公司和全球生产链，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追求造就了各种多边、双边经济机制。尽管多边贸易机制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大的多边贸易机制正在被各种较小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边缘化。但现行多边贸易机制在全球生产链调整完成之前仍将发挥作用，同时，相关利益谈判进程将受到全球生产链调整速度的制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中心副主任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两大政策制定及其配合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由“问题导向”转向“目标导向”。由防止经济增速下降被动采取的刺激政策转向到实现高质量增长的主动作为的政策。二是由“数量型政策”转向“功能型政策”。进入工业化后期，直接“赶超”型的宏观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两大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制度、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宏观政策着力点更多地由“数量型政策”向“功能型政策”转变。
薛刚凌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改革与法治建设研究院院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行政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全面变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牵引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经济社会变革也不断要求行政管理体制做出及时回应。四十年来，经过八次规模较大的改革和各种局部调整，具有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就会解体。
袁维海
安徽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沈荣华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执行副会长
姚玫玫
安徽行政学院副教授
全面推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安徽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系统性思维规范完善权责清单制度，打造升级版，特别是在增强权责清单的规范化、便民化以及发挥清单的约束作用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走在全国的前列，形成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为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奠定了基础。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文明冲突”思维在共和党内部是广泛存在的。现在共和党对特朗普的容忍和支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共和党内广泛存在的“文明冲突”思维。特朗普的很多举动恰恰契合了共和党内心深处的“文明冲突”思维。特朗普的共和党的政治重心已经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宗教极端、反智和否定世界多元化。
胡晓炼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国内国际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内部看，随着我国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和跨境投资的发展，人民币对外流出的客观需要和客观条件比以前更成熟了。从外部环境看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波动性处于收缩态势，这客观上也为人民币流出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我们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让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使用更加便利，这需要进一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也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和更透明、稳定、基于规则的、专业的、高效监管。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人民币国际化一度进展顺利。但这些进展在相当程度是建立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基础上的，因而是基础不牢的。一但人民币升值预期发展逆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会严重挫折。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和标志，只要我们尊重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并善于抓住时机，假以时日，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能够取得基础更为牢靠的可持续的进展。
程士强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排异性通过影响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合法性”来发挥作用，社会整合度则影响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可行性”。文化排异性高和社会整合度低都会增加制度移植失败的可能性，特定地方社区在这两个变量上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移植结果。
弗朗西斯·福山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著有《历史的终结》等
我们很难不认为近些年来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现是有欠缺的。这样的表现一开始出现在最发达和最成功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和欧盟国家，它们在2000年代后期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此外，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从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也对本国在许多方面的表现感到失望，从而经历了本国人民的各种抗议运动。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许多民主倒退现象发生的关键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许多新兴的和现存的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跟不上民众对民主问责的要求。
耿曙
美国德州大学政府系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教授
不论从发展瓶颈着眼，或从内部控制入手，我们面临的都是既有的治理体系失灵、必须自我革新的问题。概言之，亟需重构政治基础，再创发展活力。而因应之道也很清楚，我们得从体制内部开始，通过检讨、摸索、调整，再创造出高速发展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所走的道路深具信心，不论是“市场途径”或“行政手段”，只要设计得当，都能高效支撑经济高速增长。
林伯强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教授
杜之利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城市道路公交效率对车辆能源消费的影响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即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城市来说，道路公交效率的提升对抑制车辆能源消费的作用更强。从全国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城市都还处于较低收入阶段，道路公交效率的提升对抑制车辆能源消费的作用更强，因此积极推广和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具有重要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严安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未来美台关系的进展: 在高层官员交往上可能有所突破，强化台湾地区在美“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双边经贸关系将有一定程度进展，美继续支持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而美台关系同时面临结构性制约因素与问题，如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与台湾地区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美国与台湾地区实质关系提升存在内在阻力，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等。
格雷汉姆·史密斯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民主研究中心教授,波茨坦可持续发展高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以往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包容所有价值，协商民主的价值有时会相互冲突，权衡和妥协在制度设计中是必要的，只有实现各制度之间的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和这些价值。因此，探讨如何使协商民主能更有效地嵌入整个政治系统，并与其他制度形成配合，是当前研究工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而其中最关键、最具实践意义的便是对制度化策略的研究。
江小涓
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在网络和数据时代，服务业正在成为高效率产业和可贸易产业。一个宏观经济上的判断是，进入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当前中美服务贸易互补性强，扩大服务业开放、发展服务贸易是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一条通道。但长期看，中美两国在服务贸易中的竞争性正在增强，这一点应该作为研判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个基础。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