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体系要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金融功能要由传统的“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风险管理”。归结起来，金融治理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治理更加密切地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这包括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去杠杆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简单地说，“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恐惧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向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张千帆
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元宪法”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基本契约。它在授权制宪立国的同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国家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程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部正当制定的宪法建立在“元宪法”基础上，直接吸收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与内涵。这样，宪法本身也就产生了一个等级规范结构，至少分为普通条款和一般修宪程序所不能修改的“契约条款”，进而产生了修宪合宪性及其司法审查等问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没有改变，但战略机遇期已经离去。在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看法的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和美国日益走上竞争的道路，中美冲突将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理危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巨大挑战。中美贸易冲突将会长期化和常态化。中国对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已刻不容缓。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艾雪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成员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手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确实面临着效率低下、权力分散的问题，多哈回合谈判持续多年无果而终。美国需要新的平台，用以建立新世纪自由贸易协定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此次美欧联合声明、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未来可能签署的美日自贸协定，将预示着一个由美日欧主导的新国际贸易体系的雏形。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创新能力是一国经济发展根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比较优势。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能，也是一国经济发展处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条件。创新需要被激发，要有能够激发创新的制度安排，因此，要想在创新能力方面获得比较优势，前提是要有一个利于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安排。
韩建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特朗普对伊朗的制裁具有高度的目标指向性。第一波制裁主要针对伊朗金融业、非石油支柱性产业，第二波制裁则针对伊朗经济命脉石油产业进行打击。此次制裁的强度也将大大超越奥巴马时期的制裁力度。伊朗政府又一次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美国制裁伊朗短期内还不会对伊朗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是长期性的破坏作用不容小觑。
杨文明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
刘梦露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硕士研究生
吴量福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特聘教授,美国道格纳斯格洛夫市政府原CIO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作为一类“街头官僚”群体,既是城市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又是与基层民众联系最紧密的公务人员,其行政执法行为既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又切实影响民众福祉,成为公众眼中“政府形象”的重要构成。要在推进全面法治的前提下,修正城管责任定位,明确城管职业化方向,依法构建城管职业规范,重塑职业化的城管队伍,这是城管队伍从自身做起,突破当前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困境的切实途径。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近日，明星逃税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人指责这些高收入群体的税率过低，实际上这不只是税率的问题，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底层建筑，主要问题表现在八个方面。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我国外商投资环境仍存在某些缺陷，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仍较突出，使外商对发展环境、发展预期和长期投资信心缺失。但只要我们的投资环境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稳外资”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今年或者明年我国吸收外资的增长率及增长趋势，而在于吸收外资与我国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在于我们对内部的根本矛盾和存在的问题有足够清醒认识。
朱晓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法律人类学、人类学发展研究、工业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
长期以来，“二元对立”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逻辑方式，塑造出各样泾渭分明的知识图景.较为典型的表现之一，即用“城乡二元论”讨论当下中国社会农民进城问题。本文突破社会科学批判与制造二元对立语境，将“入城农民”与“农村”的“两栖”联系概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人身-家庭’在乡村-城市空间上的撑开”。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从“场所”的重叠或延伸性的角度，重新理解农村的“空心”现象。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冷战是中美联合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美国原有的大战略中失去了合作的重要性。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战略合作转向战略对抗，把其重点转向了人权、武器出售、贸易逆差和环境保护、台湾等方面。从美国国内的政策争论来看，冷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有六种选择，但美国对华策略更可能的是混合型的政策。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尽管它给经济带来的直接影响肯定是负面的，但实际上却很小，还不到GDP的0.5%。然而，即使对中国来说直接的经济影响也许是可控的，但贸易战本身却有可能损害中美之间的长期关系，包括影响涵盖教育、旅游的服务贸易在未来的增长速度。美国在服务领域一直拥有庞大的、不断增长的顺差，中方估计这一顺差在2017年达到540亿美元，美方的估计是400亿美元。贸易战最大的影响，也许将远远超出眼下直接受到影响的货物。
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中美贸易战有可能加剧中国酝酿有日的金融危机。目前（中国）公共与私人债务的膨胀速度甚至超过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债务融资发展本身不一定是问题，除非它不可避免地溢出到不断上升的资产价格。只要信贷扩张快于实际经济增长，资产价格就会升高，而当债权人向高杠杆投机者发放新贷款时更小心谨慎，一场崩溃就会随之而来。
何亚非
前外交部副部长
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中美两国关系近来持续恶化，凸现两国作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战略取向和利益之不同。西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将“从合作的对手”向“对手的合作”转变。中美从“合作的对手”顺利过渡到“对手的合作”困难不少，阻力也大，但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也是两国务实可行的历史选择。
张淑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教育评估理论与评价技术
崔育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评估与政策
李金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
裴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副研究员
通过考察中、美、英、德、日五国在ARWU、THES、QS和UNWR“四大排名”中的总体表现与结构差距，发现：我国大学入选“四大排名”的总量靠前、名次靠后；教学、卓越科研及影响力维度差距明显且理念落后；国际化维度吸引力差、社会服务维度参与性高。未来应从加大资源投入、推进教师考核评价体制改革、转变国际化和社会服务理念等三个方面开展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