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有关滞胀的担忧明显上升。这种担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投资持续回落，外需则面临贸易摩擦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胀有上升苗头，其中房价上涨带动租金价格走高，猪肉价格、蔬菜价格上涨也推升食品价格上涨，同时油价维持高位、基建加速也带动生产品价格不断走高。应对潜在的“滞胀”风险，减税与深化财税体制、国有企业和土地制度改革，无疑是关键所在。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纵观历史，部分国家经济体的金融开放稳步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开放促进金融效率和竞争力提升，而部分国家则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暴露经济金融结构性问题，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国现在正站在金融周期顶部，去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摩擦均处于关键时期，金融开放需全面统筹考虑，在加大贸易开放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审慎有序开放资本项目，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党的十九大做出一个重大判断：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表述虽然没有直接讲速度的问题，但其实高质量阶段就是中速增长。大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初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高质量发展并不是抽象概念，今后一段时间可以主要关注五个指标：就业、杠杆率、企业盈利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
田传浩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土地财政是近二十年中国一个特殊的现象，曾经为中国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政收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财政基础。然而，土地财政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回应这些挑战，是中国土地制度下一阶段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周颖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
高房价一直都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近来，在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政策下，各地的房价趋于稳定，但是监管层没有想到的是，摁下葫芦起了瓢，房租接棒房价大涨。7月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租金环比涨幅分别为2.4%、2.1%和3.1%，同比涨幅分别为21.89%、16.46%和29.68%，可能让那些“买不起房”的租房者也“租不起”了， 背离“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初衷， 使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目标渐行渐远。
俞建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研究一部主任,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副理事长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engagement）向遏制（containment）的转型。具体的战略目标和抓手就是阻遏中国经济增长，延缓美国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速度，获得更长的战略准备期和主动权。面对这一战略调整，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认知，立足自身的优势，通过大力改革来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如此方有迫使美国调整战略、谋得两国以及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萧冬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从体制变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维度看，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郭晓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乡村振兴的关键性战略路径包括全面深化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关键性动力, 健全市场机制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性支撑, 强化城乡融合为乡村振兴创新体制机制, 坚持发展提升为乡村振兴明确目标指向, 推进适度规模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引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防范过度行政化和过度形式化等潜在风险;应当把构建以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为先导的约束机制、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动力机制、以优化政策体系为关键的支撑机制、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引领机制作为突破重点。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传统和环境中，这一群体要发挥出国家权力和社会公众期待的稳压、维序的作用，首先需要将作为政治概念的中产阶层转变为一个社会概念。进而建构促使中产阶层理性发声和提出合理诉求的呼吁政治，让社会控制的中产阶层管理模式转变为讨价还价的商议模式，真正让中产阶层在国家权力培育橄榄型社会的尝试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宗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美印“2＋2”部长级对话的举行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这表明美印之间的战略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不断加强，逐步接近美国与其地区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水平。随着美印“2＋2”部长级对话的确立，今后日印之间和印澳之间的战略安全合作机制必将进一步升级。如果印度与日澳两国也建立起类似的战略安全合作机制，那么离美日澳印四国安全联盟的建成就不远了。
姚云竹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休少将
随着贸易战的不断升级，地缘战略竞争的日趋激烈，意识形态冲突的暗流涌动，中美两国关系已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正在重新定义中国，这导致它出现政策上的转向。在重新定义中国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除了强调海上安全，加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之间的军事协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也离不开经济基础。但种种原因之下，印太愿景的经济支柱仍然是不稳定的，我们不得不静待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有朝一日能走上有效的印太多边经济合作之路。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和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十九大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行政垄断，禁止市场垄断，要放宽服务业的准入限制，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那么，一个理性的监管有哪些要素？
杜雨潇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
FIRRMA法案是对美国现行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的修订与更新，扩大了安全审查范围，增加了安全审查的考量因素，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的权力，提高对外国投资者的监管力度。此法案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大我国企业赴美投资难度，我国企业应积极应对。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综合各方面因素，尽管当前物价指数上行的助推变量有所体现，但还属于局部的、区域性的、结构性的，因此今年第四季度物价指数上升空间并不会很大，可以有信心地预判，全年CPI同比增长估计在2.3%—2.5%左右，短期不存在明显的通胀压力，更不会突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CPI增速3%的目标。从预期心理看，防范成本推动型通胀当未雨绸缪，谨防通胀预期转为滞涨现实。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方向为: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亚洲和非洲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分析
目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仍在不断升级，通过谈判解决双方贸易冲突的前景不明。中美贸易冲突扩大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与WTO的未来息息相关。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长期争论中的WTO改革再次凸显出来。作为全球秩序的坚定捍卫者，欧盟仍然在努力协调各方，特朗普政府在改革WTO上与欧盟合作，中国也重申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承诺与欧盟合作改革WTO。展望未来，中国与欧盟需尽快协调双方立场，争取提出共同改革方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