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最合适的是“奇迹”这两个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我国采取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主张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务实的渐进双轨制是我国维持经济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邹志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虽然此次土耳其里拉连续暴跌的导火索是美国的制裁，但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经济的内部增长动力不足和对外部资本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土耳其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更大范围的金融震荡。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140万亿的金融资产何处安放，成为当前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大挑战。安放好了，有利于居民金融财富增长，有利于缩小居民金融财富分配差距，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社会稳定，当然也有利于需要融资的企业、政府和居民。安放不好，会有P2P暴雷，还有不太显而易见的金融财富分配日益恶化，资金过度涌入房地产市场……
于滨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要特朗普 “联俄抗中”的传闻，在国内外媒体不胫而走。在偶然与必然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中美俄关系，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中国稳步崛起，美国盛极而衰，还有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苦苦寻觅的俄罗斯。梅特涅和俾斯麦“均势”战略的笃信者基辛格，迟暮之年仍为延续美利坚治下的世纪伏枥不已，无论结果如何，作为地缘政治大师的他，值得世人和后人瞩目。
叶德磊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
在当前的情形下，如果采用传统的货币宽松甚至增加基建投资的办法试图刺激经济增长，效果是不乐观的，甚至还会导致进一步挤出中小企业和民企。要持久性地、健康地促进经济增长，必须真正提高企业自主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减税。如果企业交纳的税费不明显减少，货币宽松很可能只会使得增加的货币量流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实体经济不仅得不到资金的营养补充，还有进一步失血的可能。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综合使用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在“印太”地缘理念所涵盖的国家中，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核心四国。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策略，该策略结合了经济施压、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等做法。近期，美国政府在经贸领域针对中国的行动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极限施压”特色。这种策略虽然表面上能够让美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贸易问题并非核问题，贸易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互信，否则这种解决方案很难长久。事实上，美国方面应当采取一系列行动避免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将采取“极限施压”。
张盈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福利赶超”被当作“拉美化”的众多标签之一，已经引起国内学者关注。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导致拉美陷人“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因素，并将其归咎于“民众主义”。中国也面临福利待遇刚性、受益群体固化、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社保制度改革进人深水区，需要更加清醒和深刻地认清福利制度改革之路。
杨海燕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股份社的珠三角地区，出现部分股份社因资产“卖光、吃光、分光”而解散的现象。按当地人的话来说，“连母鸡都杀了”。以2018年我们调研的广东A社区为例，8个股份社中已有3个解散。所剩的5个当中，只有2个还有少量资产，另外3个已经空壳化。令人诧异的是，老百姓这种“分”的逻辑从集体企业一直贯穿到股份社的运作当中，最终直接导致集体企业转制和股份社的解散。
由雷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尹志欣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朱姝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王宏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美差距究竟有多大?差距主要在哪?中国能否赶上美国?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广泛讨论的科学问题。我们从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国防等6个方面，运用了40项指标对中美差距进行了定量分析，其中，美国处于领先的指标有28个，即约70%的指标领先于我国。我国只有部分指标具有相对优势，我国领先的主要是数量指标。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过去28年中，中国资本市场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地的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面对这些问题，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警惕和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沈建光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曾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考虑到当前中国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重，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等事实，以减税来帮助资金更好流入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加直接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的增长。更进一步，税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并非短期政策刺激，是更为长效的机制改变，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
崔绍忠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
当前，多边贸易体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一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上的资源分配，也影响国际社会对于继续推动达成多边协定的信心和动力，因而这是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需要明确回答的重要问题。
倪晓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低碳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城市经济发展与营销、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著有《低碳经济下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等
全球化的驱动力之一是人们对降低成本的追求——对降低生产成本的追求造就了跨国公司和全球生产链，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追求造就了各种多边、双边经济机制。尽管多边贸易机制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大的多边贸易机制正在被各种较小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边缘化。但现行多边贸易机制在全球生产链调整完成之前仍将发挥作用，同时，相关利益谈判进程将受到全球生产链调整速度的制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中心副主任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两大政策制定及其配合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由“问题导向”转向“目标导向”。由防止经济增速下降被动采取的刺激政策转向到实现高质量增长的主动作为的政策。二是由“数量型政策”转向“功能型政策”。进入工业化后期，直接“赶超”型的宏观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两大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制度、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宏观政策着力点更多地由“数量型政策”向“功能型政策”转变。
薛刚凌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改革与法治建设研究院院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行政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全面变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牵引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经济社会变革也不断要求行政管理体制做出及时回应。四十年来，经过八次规模较大的改革和各种局部调整，具有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