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西蒙·莱斯特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欢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未来几年美中贸易关系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让它成为一种积极关系至关重要。如果两国领导人选择合作,两国政府仍然是有合作空间的。中美关系中总会存在竞争,对两个竞争中的经济大国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但两国也有很多合作机会,偶尔的合作对两国关系和全球经济十分重要。没有这种合作,两国关系可以很快地转向压制和报复。在酿成重大伤害之前,两国必须开始寻找合作机会,而不是彼此对抗。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贸易战是一个敏感又纠结的话题。敏感在于既影响家国大计,又牵涉芸芸众生。纠结在于,因为牵涉利益,所有人都会从自身立场去解读和发声,民间舆论也在几个情绪化的极端上嬗变游走,鲜有冷静客观,从历史纵深的出发专业的分析。我们应该回望历史的长河,探寻贸易战之历史必然,中国为什么躲不过、逃不掉、避不开?妥协的空间有多大?我们应如何抉择?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当下的中国,增强劳动力纵向流动的关键,是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为农民工群体开启进入城市部门和社会的大门,户籍制度改革是破除流动障碍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在于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王有鑫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刘津含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今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从一季度稳步升值转为当前的“跌跌不休”,6.7、6.8、6.9等几个重要点位屡被突破,人民币汇率底线在哪,似乎谁也说不清。本轮人民币贬值背后逻辑如何?下半年会企稳还是继续波动下行?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在民族事务方面重点要深刻认识“加强民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大意义。在这方面要树立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内政的主张与外交的倡导相统一,符合“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基本公理。
周铭川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刑法学副教授
2014年起,公安部将修订《人民警察法》作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修法工作,并于2016年12月1日在其官网公布《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虽然修订草案中有许多亮点,但仍存在一些条文赋予人民警察的权限太大、实施之后可能不当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徐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型的序幕,凸显两国之间矛盾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更是战略之争。中美关系首次面临“压舱石”失效甚至缺失的严峻挑战,未来能否“斗而不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三个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中美竞争中对中国不利的因素正在增多,如何稳妥驾驭双边关系,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考验。
马荣久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在冷战后亚洲经济日益崛起的背景下,地区贸易制度框架的构建,成为演进中的亚洲地区秩序和地缘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内容与显著特征。亚太经合组织与“APEC方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东盟方式”,双边自贸协定与自贸区建设,制度竞争与制度制衡,是地区范围内国家间互动关系日益“制度化”的集中体现。对于中国而言,积极适应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制度框架下合作的发展趋势,统筹兼顾“双边和多边机制”两条路径,主动参与构建地区性组织和机制,是提升自身在地区贸易领域制度性权力的必由之路。
卢元芬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泰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面对中国国家治理现状和呈现出的治理困境,特别针对当前中国民众低政治参与度,政治参与制度不够完善等国内现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既定目标,需要从国家治理理论资源中汲取智慧,吸收借鉴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尤其是法团主义治理理论的优势,提出“中国式国家法团主义”的国家治理路径。
李乐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杨守涛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
周文通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英国水务监管领域绩效评估指标设计中坚持公民为本,不仅能够提高政府有效性,更能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增强政府合法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对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而且绩效管理实践仍待深化的中国而言,就有充分的理由思考和学习发达国家在绩效管理运动中的经验。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建立在法理上和实践中经历了“机构优先”“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和“合宪性审查”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在学理和实践中都形成了主流性的观点和做法。只有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监督宪法实施职责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的重要实践才真正具有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功能。
马光远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问题的关键不是机构推高了房租,而是我们的机构太少,机构之间的竞争不充分,从而导致市场的混乱。去年以来,一些机构开始介入租房市场,这是一个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把机构干掉了,房租只会更高。在租房市场上,政府不需要管价格,政府需要做的是对租房市场的秩序进行管理,必须对信息、对机构的行为进行管理,政府需要提供良好的制度体系,需要在金融、税收、财政等政策层面提供支持。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之所以总体上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深刻认知并严格遵从了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谋划并推进改革。这些客观规律可以概括为: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公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和决定着财政现代化;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公共财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
徐赛兰
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尽管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战中还没有成为直接的征税目标,但由于与美国的跨境业务放缓、经济减速加剧以及信贷紧缩,金融科技服务也会受到不利影响。与通过传统方式买卖的商品一样,中国电商最终也可能离开美国的产品和消费者,转向欧洲或亚洲市场。这个转换过程将有助于中国的电子商务体系渡过难关,减轻与在线活动密切相关的金融科技行业受到的不利影响。
黎文娟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李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张舰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侯彦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各自的集群战略和计划,试图将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主要手段,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来促进本国优势产业集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认真分析发达国家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加快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半岛棋局到了一个瓶颈期。中美朝三角关系除了地缘政治层面的含义之外,未来会被赋予更多地缘经济的内容。多重三角关系的互动,需要以系统的观点去观察朝鲜半岛的新棋局。三角关系需要对各方的利益诉求以及彼此的互动保持高度的敏感,同时以灵活的外交手段去应对,避免敌对性的对抗,也避免刚性的同盟义务。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