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1—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可以看到，在显示宏观经济总体上继续维持平稳走势的同时，也反映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在加大，最突出的表现是国内投资和消费还在减速。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外部需求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态势下，依靠政策继续驱动有效投资和有力消费，确保经济平稳增长，抵御住外部经济冲击，仍是重要的经济方略。
朱锋
南京大学教授
今天，全球政治中遭遇的特朗普困境已经远远超出了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的诸多“美国优先”所带来的麻烦。特朗普不仅折腾美国，更折腾世界；不仅在撕裂美国，更在撕裂世界。进入2018年以来，特朗普手中挥舞两杆“大棒”——关税和制裁，已经威胁到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推升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并有可能给全球化进程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赵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
冷战结束后三十多年，全球经济不平等水平急剧增大，贫困人口增加，中产阶级的财富严重缩水。分配不均导致西方政治上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但由于技术进步，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不平等问题依然只能依靠加强国际政治层面的全球治理来缓解。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对话》等
中美有全面爆发贸易战、经济战的可能性，冲突有可能超越贸易领域，扩展到金融、科技、政治、安全等领域，也有可能爆发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我们要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冲击与影响做好充分的准备。但目前来说，中方要尽量将冲突限制于贸易领域，用贸易关税措施应对美国的贸易关税措施。
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李昕达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硕士生
判断未来政策走向的关键不在于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的积极模式。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通过减税降低财政收入，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复苏。二是通过增加基建投资，直接增加短期总需求。如果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是聚焦于大范围、实质性的减税，企业得以借此机会修复资产负债表，对“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有显著意义。如果积极财政的方向是聚焦于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那么短期内有助于“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但这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同时还会面临基建投资效率较低等诸多考验。
樊纲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我们要搞清楚混改的方向。我们最近发现出现了很多叫逆混改的现象，比如一个国企的公司出了100亿的资产，一个非国有企业出了30亿资产，2个一合并搞了130资产的合股公司，混改了。我觉得像这种改革不符合十八大、十九大的方向，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加强而不是削弱非国有因素所起的作用。
罗翔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明确的法律才能保障公民的合理预期，而这是自由的关键。当法律模棱两可，人们无法预知行为后果，司法者适用法律，任凭主观好恶随意解释，那任何人甚至包括司法者自己的自由也都岌岌可危了。
亨利·基辛格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翻译:陈默涵
我们身处的互联网时代已预示着一些问题，而人工智能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突出。启蒙运动试图使传统的真理让位于解放后的人的分析理性。而互联网的目的是通过积累和操纵不断扩大的数据，获取知识。人类的认知失去了个体特征。个体变成了数据，而数据变成了统治者。
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稳定与保护生态环境，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准。不需要其他底线，有这几个基准就够了。中国根本不是缺地的问题，只是没有认真研究，老的观念在脑子里根深蒂固，再加上比较僵化的观点的支持，可能导致土地制度改革缩手缩脚，不能向前推进。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国企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体现在去行政化，把公司法规定的权力还给董事会，把董事会做实。按市场竞争要求建立市场化的决策、运营，激励约束等管理机制是搞活国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改革形式和内容。国企的第一功能和职责是创造物质财富发展生产力。要由懂政治的企业家管理国有企业。改变用政府官员的要求和标准配备国企主要领导干部。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晓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国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在“放管服”改革中，简政放权“简”字当头，作为先手棋、当头炮，极大提高了市场准入便利化程度，实行“宽进”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市场主体总量迈入“亿户时代”之后，加强事中事后“严管”已经成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重头戏，要从以往的“重审批轻监管”真正转变为“宽进入严监管”。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基层政府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研究
吴侗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执政党所秉持的改革创新意识形态以及地方政府所主张的发展型地方主义,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激励;我国适度分权的央地关系、富有技艺的弹性制度化以及社会转型的矛盾倒逼,为我国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政治机会;社会力量的日益崛起及其不断增长的诉求和期待,对地方政府创新形成了外在推动力;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及其所发挥的实际效用,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绩效合法性。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财政收支机制与安排要在五位一体的框架下，全面体现国家治理意图。财税体制改革要把创造机会均等、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财税自身的改革，又积极支持配合相关改革，着重建立机制、促进包容，使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顶层设计与部署。
聂平平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帅帅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战略目标的提出,法治化在地方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也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民众的诉求能够充分反映出地方政府行政过程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和“乡村发展”的认识紧密相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与“农业”、“乡村发展”与“农业发展”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